东盟共同体“冲刺”：搅动亚太风云

嘉宾：魏 玲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教授

薛 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刘 琳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研究员

苏庆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研究员

主持人：王亚娟《世界知识》杂志编审

一、东盟标识和身份是东盟共同体的最大意义，对内是一个强化，对外是一个宣示。

三大支柱——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

魏玲：

东盟早在1997年时就提出过共同体建设。当时主要是为了政治上更加团结，经济上保持东盟活力、走向地区一体化，在社会文化方面能够增进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理解和友谊。

2003年东盟国家在印尼巴厘岛开会，提出“东盟2020愿景”，表示2020年要正式建成共同体。而2007年通过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则提出共同体建设要提速，要在2015年之前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2009年东盟出台《东盟共同体(2009-2015)建设路线图》为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提出了具体目标、措施和时间表，这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东盟共同体包括三个支柱，即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东盟有一个评估体系，认为目前共同体建设已经完成了90%以上，今年年底建成没有问题。这个指标是东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设定的，完全不同于欧盟标准，可以说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主要是对内对外的政治宣示。

东盟共同体的核心是自我身份的认同，首先是要加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团体”的概念。打开东盟秘书处网站可以看到，东盟的口号就是“one vision, one identity, one community”，即“同一个愿景、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共同体”。

东盟在1967年成立时其实是被动的。当时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为加强团结，保护自己的独立和中立，避免成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东盟五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成立了东盟。不过，东盟在后来的建设过程中则越来越有了主动性，即主动抱团成为一个集体，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也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身份建构过程，东盟共同体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东盟这个标识和身份，对内是一个强化，对外是一个宣示。

东盟内部和周边的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疑问：东盟共同体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紧密程度？就这点来讲，东盟共同体可能很难达到欧盟的程度，无论经济一体化水平还是地区层面的制度化水平。不过只要它建成了，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东盟秘书长说：“我们就要在2015年底宣布建成。”

一体化程度也应“量体裁衣”

苏庆义：

说到共同体，其实就是某种形式或程度上的一体化。从经济方面来讲就是经济一体化，是比自由贸易区更丰富的经济一体化，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流动，还包括要素流动。经济共同体在世界上并不稀有，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8个“经济共同体”，典型的有大家熟知的欧盟；非洲也有不少经济共同体，但发展程度不高，不过也在向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迈进。

东盟已经成立了自由贸易区，实现了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目前，东盟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如果想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那么这个一体化水平应该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是一体化程度越深就越好。因为对于某些国家来讲，只能适应低层次的一体化，如果一体化太超前，反而会影响经济发展。

比如，欧洲的一体化也是分阶段、渐进式进行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欧盟而言，其实它的发展历史是这样的：先是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然后建立共同市场，随后整合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加入政治和安全议题，成立欧盟。

魏玲：

我同意苏老师的观点。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的，也可以说是效率和质量的争论，是不是一定要让东盟提高制度化水平和标准，一定要做到“最好”呢？

举一个例子。西方人的共同安全理念就是集体安全，对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全体成员的威胁，对一个国家开战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宣战。但是东盟没有接受集体安全理念，而是改成合作安全，这是一个更加温和的方式。东盟可以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本土环境中，自己慢慢培育和推进一些规范。

有人说东盟效率不高，但东盟却吸引了大国，纷纷要以“东盟+”的形式进入到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地区进程中来，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点。我们现在谈国际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可能都是西方的经验、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模式，但东盟则恰恰提供了基于东方本土的经验、本土的制度环境或者是人文背景之上而摸索出的地区一体化路径——不正面冲突对抗，先从容易的和大家都能共同受益的地方做起，保持总体和谐的气氛，我觉得这很适合东方国家。从1967年到2015年的近50年时间里，他们确实做成了，就要宣布东盟共同体成立了，这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思考。

另外，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日本，而是东盟牵头的所谓“小马拉大车”模式。看似不可能，但它恰恰就做成了，自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一体化飞速发展，地区合作的势头强劲、潜力巨大。东亚今天的整体经济活力和有条不紊、逐步推进的地区务实合作进程，东盟不在驾驶席位上是做不到的。经验证明，哪个大国试图主导都做不成。

在强主权地区，更需强政治意愿

魏玲：

东盟经济共同体在提出的时候有三个目标，一是服务和投资的自由流动；二是更加自由的货币流通；三是平等——要缩小发展差距，这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共同体建设中最难逾越的障碍。

2007年发布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提到几个支柱，一是要建立单一市场和制造业基地；二是使整个东盟成为一个有经济竞争力的地区；三是平等，即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四是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东盟经济共同体可以给东盟和整个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有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东盟共同体能够全面建成，那么以东盟2004年的经济水平作为基准，东盟的实际收入可以提高690亿美元，GDP可以增长5.3%。另外还有很多“东盟+ 1”的自贸安排，与对话伙伴的合作反过来又刺激了东盟经济的再增长。这样，相比2004年，东盟整体的实际收入要增长1500多亿美元，GDP要增长11.6%。这也有利于整个亚洲制造网络的布局与分工，贸易、金融也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最终是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但问题也有，首先是东盟成员发展差距太大。目前将关税水平基本降到零的只有“东盟五老”，这五国除了敏感领域之外，关税基本降到接近零。但东盟的四个新成员——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则尚有难度。这是由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东盟本身的制度建设问题。东盟所在的东南亚和东亚是强主权的地区，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没有高于主权之上的权威。因此，东盟和欧盟的最大差异在于，东盟的制度化程度不高，没有发展出欧盟那样超国家的机制；而且东盟的决策模式是协商一致，所以推进东盟一体化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政治意愿。如果东盟本身不能克服国家利益和地区总体利益的矛盾，或地区层面不能有很强的执行力，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影响。

苏庆义：

东盟为什么要一体化，我觉得有两点经济原因。首先，一个基本动因是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发展有利。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形成一体化的市场后，有助于他们扩大生产、深化分工合作。现在世界上一些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东盟也想由原来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升级，迈向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第二，从经济总量来看，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如果要发挥经济影响力、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就得加速经济一体化，抱团取暖、以小博大。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发声，对亚太一体化的主导作用还是很强的。所以从经济方面考虑，动因是比较明确的。

事实上，从经济总量来看，东盟也有能力发挥更大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出现停滞的情况下，WTO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功能相比以前有所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显得突出一些。亚洲的经济一体化似乎不像其他几个洲那么顺利，不过东盟经济一体化是亚洲最为成功的经济一体化，今年年底成立东盟共同体确实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从经济数据上来看，东盟确实也越来越重要。现在东盟人口6.4亿，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2.4万亿美元（中国是9.5万亿美元）。东盟人均GDP在2000年时才1000多美元，现在已将近4000美元，上升很快。近年来，对外贸易年均增长超过9%，高于世界平均增速。东盟的对外贸易额排在中国、美国、德国之后，居世界第四。2000年，东盟吸引外资还仅有230亿美元，2013年增长到1220亿美元。

而且，东盟各国发展差异大反而可能促进一体化。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新加坡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而缅甸、老挝仍属于比较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大可能对东盟是个挑战——在降关税和其他方面较难协调，不过未尝没有好处。如果大家都是相似的，体量差不多，可能就会互不相让；而如果差异大，则大国提出议程、小国跟进，做一些适当的妥协，反而容易谈成。

二、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成对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存在的影响

将面对一个更加团结一致的东盟

刘琳：

我来谈谈东盟的政治安全共同体，它主要是由印尼提出的。印尼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之后，想在东盟继续发挥龙头老大的作用，提出构建政治安全共同体的设想。这些年我们看到和谈得比较多的是东盟在经济方面的整合做得比较成功，事实上东盟在军事和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推进，存在一些基础，这也是他们构建共同体的前提。

    这些基础首先包括1994年成立的由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刚建立的时候是亚太地区惟一的官方、多边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后来东盟又建立了如东盟武装部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盟陆军首长会议、东盟海军互动、东盟空军首长会议、东盟军事情报非正式会议等军事安全防务合作机制。

    东盟提出构建政治安全共同体是要提升其在亚太的战略地位。近些年来，亚太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印度崛起，日本要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美国也逐渐对这个地区更加重视，包括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东盟感觉如果在政治安全方面不加强团结、不进行整合的话，很难体现它的作用和地位。

魏玲：

政治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之一。东盟这些年不断地在推进政治安全领域中的几个机制，包括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司法部长会议等，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制度化发展及地区层面的执行力和威望、充实合作内容等夯实基础。这些工作也是为了进一步让东盟以一个声音说话，提高其制度能力，扩大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加强东盟在地区政治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在更大范围的地区合作和制度建设中一定要坚持“东盟中心”，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制度的中心地位，其他国家以东盟伙伴的身份，通过“东盟+”的制度形式参与。所有相关会议都必须在东盟国家召开；会议议程都由东盟来设定，其他国家可以建议，但最后决策权在东盟；所有问题由东盟内部先达成一致，再和其他国家探讨。“东盟中心”已经成为了“东盟方式”的最新特点和最重要规范。

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东盟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海上和陆上都直接与东盟毗邻的大国。一体化的稳步推进有利于东盟的稳定、合作与发展，一个稳定、繁荣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从安全方面来说，东盟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理念，这与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乐见他们去推动。东盟提倡开放的、包容的、非排他性的地区架构，在制度合作方面是积极拉着、甚至也是仰仗中国在做的。东盟在安全领域提出一些倡议，包括建立维和部队、救灾应急响应中心、救灾部队等，主要应对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灾害、传染病、跨国犯罪等等。“东盟+”的安全架构，比如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并通过相应的“中国—东盟”机制发挥积极塑造作用；东盟主导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增进了地区安全治理，符合中国利益。

当然，东盟的政治独立性和政治诉求会随着东盟一体化的建成而越来越高。与此相对应，我们会面临一个更加团结一致、一个自我意识不断强化的东盟，尤其在相关争议领域，仅靠双边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同时进行多边磋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东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意味着东盟成员国不能再那么任性了，也要受到这个“共同体”的制约，要承担集体责任。

刘琳：

东盟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来建设政治安全共同体。一是要建立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的、基于规则的共同体；二是建设一个分担综合安全责任的、具有凝聚力的和平地区；三是在日益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建设富有活力、开放的地区。

    我觉得从中可看出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规范、价值观，二是强调综合安全理念，三是强调加强与大国的合作。我同意魏老师的看法，东盟有一个核心考虑，就是它在地区安全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一定要保持住。

目前来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即便2015年建成了，也仍然是比较松散的共同体。尽管有东盟宪章等，在制度性的建设上迈出了一些步伐，但它还是很松散的，因为很多理念，比如“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等基本没变，，但同时也会努力将分散的机制继续做强、做实。

不过，东盟共同体的影响还是有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东盟在安全上的作用在增大，在安全事务上的自信心也会增强，这便有可能保持住甚至强化它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核心地位。消极的一面就是，在一些问题比如南海问题上，有可能使东盟更加强调用同一个声音来说话。

薛力：

从字面上看，东盟应该翻译成东协，因为其全称是东南亚国家协会，用的是Association，而不是Union。从实际运作看，东盟的机制化程度不仅比不上欧盟，在有些方面甚至不如非盟，比如，非盟向成员国派出维和部队已经成为常态，而东盟现在还看不出成立维和部队的可能。但是，东盟机制化程度在提高，在对外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与十年前相比，东南亚国家对“东盟模式”（ASEAN Way）的强调，已经相对弱化，反而是中国开始强调机制建设要照顾各方的舒适度，这折射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东盟政策正面对挑战：对东盟国家如果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中国来看是合理的，但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做法影响了东盟内部的团结与一体化进程。

还有，中国原先支持东盟在地区整合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中国自己主导了一些地区性机制的构建，一些东盟国家因而觉得自己不再被中国重视了，想知道中国如何处理两个主导权的关系。中国迄今并没有这方面的成熟答案，但有必要开始摸索应对之方。依据功能领域进行适当的分工就是一种方式，这方面，东盟主导的RCEP与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就是一个例子。还可以有更多的划分，如中国主导南海生物多样性调查，东盟主导南海环境保护；中国主导南海海上航行安全相关制度的构建，东盟主导反海盗机制从马六甲海峡扩展到南海。

眼睛不要只盯着岛礁

魏玲：

谈到安全，大家想的比较多的是传统安全。事实上地区安全合作，或者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更多侧重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而且这也是一个共识，就是大家现在真正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在印尼2004年海啸之后。所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一个是需求非常迫切，二是共同利益很大，三是合作在慢慢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很受益，比如救灾演练，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也在提高，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式“走出去”。我们目前和东盟的军事演习、训练都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的，如反恐联合训练，打击海盗、安保等。其中，反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东南亚国家，像印尼、马来西亚等，他们推行的温和伊斯兰运动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利的。还有跨国打击犯罪的力度也很大。所以在安全领域，大家不要只盯着岛礁，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广阔。

刘琳：

9.11之后美国和东盟国家的演习曾经一度十分重视非传统安全，都是以反恐、救灾为主要科目。2010年东盟成立了东盟防长扩大会，确定了五个重点合作领域，都是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即维和、海上安全、军事医学、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恐，后来增加了一个人道主义扫雷领域。也举行了一些实质层面的演习，想把这些机制做实。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美国和东盟国家的演习又开始重新关注传统安全的科目。所以我觉得这与地区局势变化紧密相关。

薛力：

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南海问题仅仅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一个局域问题，只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部分。今天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该让自己的政策对东盟总体上起到吸引作用，避免“为渊驱鱼”。我们在批评美国找机会介入南海事务的同时，也有必要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客观上给美国提供了介入的机会。美国想介入马六甲海峡的反海盗巡逻，因为海峡沿岸国家大部分反对，一直难以实现。如果南海沿岸国家坚决反对美国军舰在自己的港口停靠或者轮换驻扎，美军即使想“重返故地”也不容易实现。

中美博弈走到台前，东盟对此持矛盾心态

刘琳：

我觉得东盟在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中主要有这么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东盟各国之间还存在一些领土、岛礁争端。如泰柬之间的柏威夏寺争端，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安巴拉特海域的争端等。当然还有南海问题，除了东盟一些国家和中国的争端，他们相互之间也有争端，这影响到他们在安全上的整合。第二个挑战是东盟部分国家内部的局势也不稳甚至比较动荡。泰国自去年5月军事政变后尚未还政于民，马来西亚、柬埔寨也都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挑战就是大国因素。东盟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一体化的程度还比较低，特别是有些国家和美国有同盟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成以后，这些国家还是会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双边军事合作，这方面对于美国-东盟合作的削弱作用不是很大。然而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很明显了。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提出要构建一种“地理上分散、作战上灵活、政治上可持续”的亚太兵力架构。所谓的地理分散就是指要把兵力部署重点从东北亚往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转移。近年来，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关系不断强化，不仅是与菲律宾、泰国这样的盟国，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例如，美国2011年宣布向印尼提供24架F-16C/D战斗机，2013年又批准向印尼提供15.6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与越南建立了副国防部长级防务政策对话机制，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美国海军舰艇几乎每年都到访越南港口。近期美国主要有几个动向。第一个动向是强化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2014年4月美国和菲律宾达成了《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将使美国更大程度地使用菲律宾军事设施和基地，在菲进行轮换部署，同时预置武器装备；第二个动向是军事部署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例如，美国5月份派出濒海战斗舰“沃思堡”号岛到南海巡航，还鼓动东盟国家组建联合力量巡逻南海，我觉得这是针对我们南海岛礁建设的一个举措。第三，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大会发言中提到，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一项新的“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并将拨出4.25亿美元用于东南亚海上能力建设。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南海问题的凸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把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一旦南海出现危机事态，美国可以更快速地到达危机地点。另一个重要考虑要是要强化军事侦察能力和海上态势感知能力。美国现在比较重视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部署海岸监视系统。另外，如果兵力部署分散，对手在判断时会面临比较复杂的情况。实际上中美的这种博弈已经不再只是着眼于某一个具体问题了，而是着眼于地缘战略上的态势。

东盟希望可以拉美国来对抗中国，搞“大国平衡”，但随着中美博弈走向前台，他们又开始担心如果中美博弈加剧，被迫要选边站；也担心美国、包括日本在这个地方介入过深，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在安全和防务层面存在互信问题，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我们和印尼搞了“利刃”系列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与泰国也举行了海军陆战队的联合训练，与新加坡举行了安保联合训练。我们还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展了国防工业合作，以及教育训练的交流等。

美国从二战结束后到现在，在东南亚经营了几十年，有很强的基础。东盟很多国家的军事领导人甚至政治领导人，都曾在美国受训。基于美国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如果要继续推进中国和东盟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期经营的理念，不要急于求成。另外，要多边和双边相结合，美日在发展与东盟关系的时候，很多具体举措还是着眼于双边的，因为各国制度不同，具体的合作还是双边角度比较容易推进，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

薛力：

我觉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对于与大国的安全关系，持明显的矛盾心态，原因在于，一方面，东盟成员国是中小国家，东南亚是一块“柔弱的安全草地”，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除了抱团取暖外，还希望获得大国的安全保障。当它觉得从区域内大国无法获得这种安全保障时，就会转而向区域外大国购买安全。但是，另一方面，东盟成员国也知道在安全问题上“请神容易送神难”，作为后起的民族国家，又有殖民地的痛苦经历，对于主权问题特别重视，不愿意大国影响到自己的独立与主权。越南更是如此，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其内心深处对美国并不信任。再次，不同的东盟成员国对于区域外大国介入本地区安全问题的接受程度，以马六甲海峡反海盗巡航为例，新加坡同意美国参与，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则坚决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就是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还有，一旦大国在本地区打起架来，东盟这块“草地”也受不了。

基于上述几点，我认为，可能个别成员国不反对区域外大国比较深入地介入本地区的安全问题，但东盟总体上并不希望区域外大国在本地区安全问题上介入太深。

而且，东盟主张合作安全而不是集体安全，是反复权衡的结果：担心一旦建立亚洲版北约，自己像欧洲国家一样，主导不了本地区的安全事务。外国军事基地对于东盟成员国来说，是个难以接受的存在，即使是与美国关系非常接近的菲律宾，1990年代也通过修改宪法废除了外国军事基地，现在虽然大力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但也不大可能让美国像冷战时期那样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

中国参与多边安全机制、提出并实践新安全观都与东南亚国家息息相关。大国崛起导致周边国家的安全顾虑，这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涉及领土争端时。中国的14个陆上邻国中，只有不丹、印度还没有与中国解决领土争端。而南海争端则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短板。在中国提出双轨思路后，东盟作为整体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上升，南海争端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而随着美国的南海应对从“当幕后导演”调整为“当导演兼主演”，南海争端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层次：中美之间。这导致两种效果：一方面，上述两个层次受中美之间博弈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国博弈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对于危机的管控会更为严格，除了建立更多的管控机制外，各方对于每个行为可能导致后果的分析与计算也会更精细，因此，中美双方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反而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难说“南海中美南海必有一战”，或者认为，进入了“中美南海军事冲突倒计时”。

三、东盟共同体建设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造相得益彰

各个力量间重新洗牌

魏玲：

东盟共同体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中国—东盟关系与“一带一路”建设上（主要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地区的影响则涉及地区的自贸体系到底是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或是亚太自贸区，其实这是地区贸易体系和格局、领导权的竞争。中国—东盟经济上的依赖在不断加深，东盟对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很欢迎，对这种务实合作的需求非常大。虽然现在东盟一些国家在南海与中国有领海和岛礁争端，但普遍也重视中国发展机遇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比如，今年印度尼西亚是东亚思想库网络的主席国，他们提出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海上合作；再比如，在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框架下，今年由马来西亚担任共同主席，他们也提出来希望今年年会可以讨论中国—东盟关系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苏庆义：

    总体而言，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对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分别体现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三方面。

    在贸易方面，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速很快，年均增长18%左右。2014年，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804亿美元，仅次于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额，已经远超中国和日本、韩国的贸易额了。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0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自贸区。

现在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占60%以上，其中最主要的是机械运输设备，这是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只占30%左右；资源密集型产品更少。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排第二，然后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从贸易构成来看，中国和东盟现在是互补性的合作，竞争性没有那么强。当然，东盟这几年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明显上升，说明东盟经济结构也在优化、提升。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就是本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会转向区内进口，这个转移效应会对我们造成一个负面影响，效应的大小还有待评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东盟经济一体化加深之后，自身的经济活力会上升。因为东盟在高端产品方面没有能力和我们竞争，它要走我们以前走过的路，就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东盟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如果在零部件生产上的优势比较强，则会带动我们零部件产品的出口。但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自身贸易结构的升级。

这对我们的对外投资来说也是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帮助东盟地区发展经济，就像曾经的日本对“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对我们所做的那样。应该想想：怎样借鉴“雁阵模式”，享受东盟的经济活力、享受他们经济发展的红利——就像别的经济体当初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时的好处那样。要利用好这一点，企业可以投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东盟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也是很大的机遇。

从金融方面来讲，主要看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我们发起亚投行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国际金融治理、经济领域能有自己的声音和作为，但大家要想想：东盟十国都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如果东盟十国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再联合上英国、德国、法国等，那么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能力将大受影响。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一方面要靠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运行，另一方面还得依赖东盟等周边地区经济活力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是中国周边地区能够使用人民币交易，东盟的外贸总额和区内贸易额很大，如果能够增加人民币的交易使用量，那对人民币国际化大有裨益。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TPP没包含中国，而RCEP是东盟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非常支持。东盟共同体建成后，自身的一体化程度会加深，这有利于RCEP达成。如果东盟能够带动亚太地区“10+6”（东盟加中、日、韩、印、澳、新）的经济一体化，之后再“+1”，也就是加美国，那么，我们能不能往前走向亚太自贸区呢？东盟一体化的推进是有利于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薛力：我最近在福建调研时，听到一些当地企业家说，当地的一些产业（成衣、鞋帽、显示屏），如果不进行升级换代，可能五年后就没有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了。把这些产业或者某个环节转移出去是必由之路，只有转移出去，自己才有空间、动力进行产业升级，比如进入服装设计、特殊印染工艺、高端服装鞋帽生产等。中国固然可以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到非洲。但出于人文、地理距离等方面的原因，有一部分还是应该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尼。现在的问题是，与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企业缺乏跨境投资的经验与信息，迫切需要中国各级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包括投资信息、金融服务、配套人才培养，并希望能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不同种类的开发区。中国政府正在力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这需要从点滴入手。

另外，关于亚投行，最近的信息是，亚投行章程几乎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同，各方已经就投票权达成了协议，中国获得亚投行约26%的投票权，亚洲以外国家投票权在25-30%左右，而亚投行关键事项的决策要求75%以上通过。这显示，中国固然拥有否决权，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也有否决权。这实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意味着各方都会尽量避免使用否决权，在涉及亚洲的投资事项时，更是如此。

魏玲：

    其实从中国的一些地方来看，如广西、云南、贵州等边境省区也在抓住这样一些机遇。他们打通了走向东盟的通道，也就走向了世界。所以我们支持东盟的互联互通，其实也是在做自己的互联互通。带动中国内陆省份的发展、带动他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方设想在中国—东盟关系的钻石十年进一步塑造地区贸易体系、投融资体系、货币体系，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中国—东盟银联体、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国际化等等，都是具体举措。总体而言，在演变的地区格局和秩序中，中方更加积极作为，主动塑造的能力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东盟共同体本身先一体化了，再通过中国—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一些倡议。自贸区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首先有东盟自贸区，然后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再往上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如果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里面已经提出了一些规则，我们就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来影响、塑造RCEP，从而塑造地区的自贸规则和体系，这就是一个主动构建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转型，从整个地区来看也是各个力量重新布局和洗牌的过程，大家都在调整。

时刻想到国家的双重身份与中国的政策效果

苏庆义：

东盟一体化后如果不参加“一带一路”，我们肯定就搞不起来“海丝”，所以肯定要争取东盟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东盟国家的政府层面对“一带一路”了解得比较多，因为它涉及国家的发展战略；但通过和这些国家的学者交流发现，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了解比较少。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大对民间的宣传，加强民间的交流，争取支持，获得群众基础。否则与政府已经签约了，但最后因民众的反对而落实不下来，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魏玲：

要真正实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目标，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一方面，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因为中国的利益不仅仅局限于周边的这些国家，不只在于某个岛礁一时一地的得失。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推行的时候要细化，把理念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落实下去很重要。

    第二，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更加成熟的大国心态。不要斤斤计较，在很多方面要带着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毕竟，中国个头体量不断增长，确实会令周边感到自己的空间受到挤压，有疑虑、会惧怕很自然。

    第三，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为重要的着眼点，这是很对的，关键在于怎么做好。“一带一路”本来就是内外统筹的宏大项目，涉及众多的合作领域和行为体。所以在对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地方或者企业怎么按照国家大的战略理念去做很重要。如果弄得不好，没能把地方部门利益与大的战略统一起来，就会把它做坏，我觉得这需要事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同时，还要考虑到对方的需求。中国国内搞基础设施建设有强烈的部门推动，很快就可以搞成。但是周边国家不是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很多的手续、层层审批、政党之间的辩论、利益之间的权衡，比如泰国高铁项目，是与中国合作还是与日本合作，有技术层面的考虑，可能也有大国平衡的考虑。

    另外，要多、双边结合，针对东盟各国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施策，其实“双轨思路”也体现出这一点。随着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其整体性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会不断加强。包括柬埔寨、缅甸，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对华比较友好的，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东盟成员。他们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只有在东盟这个大的框架里面，他们才会得到更大的政治独立性和政治保护。因此无论对华多么友好，他们的东盟身份认同会不断加强，首先要拥护的是东盟。对此我们必须要理解，不能从自己单方面来看，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对华友好，而得有一个换位思考，必须考虑到他们作为东盟成员的身份。双边和多边同时做工作，即便在双边场合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双重身份，理解他们既有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有东盟的身份和利益。

薛力：

我同意苏庆义博士和魏玲教授的分析。但我也注意到，泰国与日本合作的铁路项目，与中泰合作的项目，是两条线路。两者并非零和关系。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没有量化指标，因此不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可以视作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愿景表述，说明了中国在欧亚大陆东端的角色定位：一个本地区的带头大哥，并与周边国家形成苦乐共担共享的伙伴关系。“命运共同体”概念适合于中国与周边的绝大部分国家。要实现这个愿景，需要通过一些路径、一些方法，于是有了一带一路。就东盟而言，中国公布的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线都要经过这一地区。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南亚是中国海丝建设的试金石与重要枢纽。

既然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关于对外战略的顶层设计，统领对外政策，那么，中国对东盟的战略与政策，就要思考是否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贯彻、乃至与之相冲突？如果是，应该如何调整？中国当然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东盟国家也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当两者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使用国家力量时，会产生一些非意料后果。大国有可能、有能力做一些小国做不了的事情，因此，同样的行为，大小国家做所引发的效果不同。以处理海洋争端为例，也许中国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都很正当，以前限于国力无法做而已。但非声索国看到的是，中国的南海主张与其他声索国都不同，并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同时又强化自己在南沙的存在，还不大愿意通过一些机制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非声索国普遍形成这种印象，很可能影响中国为解决南海争端而做出的努力。这显然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