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5日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

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张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19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i]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ii]

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存在二三百年了。”^[iii]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人要从原来的臣民变成现代公民。可以说，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现在传统文化大热，讲中国传统文化何其伟大辉煌。但是，传统文化不应该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愿景”，不是时贤对儒家经典的随意解读，而应该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儒家思想凝结为制度的实况。我赞同陈寅恪教授一针见血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贯彻了“三纲六纪”，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树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说，传统制度是“儒表法里”。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权威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法家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讲等级、讲亲疏，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后者。我认为中国传统制度的特点是“宗法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点不一样：首先，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我们是平分的；其次，中国历史上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第三，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没有西方人身依附的农奴制。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解决社会自由、平等、发展问题，暴力土改、斗地主是没有用的，主要途径在发展工商业。我们讲台湾土改搞得比较好，那里地主的人身尊严不受侵犯，不斗地主；其次，财产权得到了尊重，政府用公有企业的股票收买地主的超标准土地，既解决了土地不均问题，又把资金转移去发展工业。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没有经济侵略呢？当然有。19世纪的中国就很明显。它们打败了清政府，于是就要赔款，敲诈勒索。甲午战争，日本要我们赔付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是敲诈。19世纪中国一共赔了多少钱？七亿两。其次，对外贸易的中的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增加了一倍，从年35000箱增加到72000箱，占到总贸易额的40%左右。此外，中国对外借债的利息很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榨我们，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府的信用很低。

但是，经济发展很慢不能怪列强，而是当时的政府扼杀了经济自由。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也有经商的才能，但很多行业政府不允许民间经营，因为担心民间经济壮大威胁了它的统治。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主流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明清一直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国威，到处施舍；招揽“蛮夷”来朝贡，慷慨赏赐；财政无法负担，不得不终止。为了阻止继续“下西洋”，后来兵部尚书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全部焚毁了。严格限制出海，导致倭寇横行。其实倭寇大部分是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海禁，甚至连国内贸易也禁止，从海上去直隶（河北）和奉天（辽宁）贸易就不批准（参阅拙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第72-73等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优待洋人；官办洋务运动；但对民间商务仍然掐得紧紧的，结果弄出了大批假洋鬼子，花钱雇一个洋人为企业代表。最害人就是搞官办企业。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但是，日本人发现官办企业是无底洞，利润没有，还要财政补贴，1880年前后经过激烈辩论，顶住“国有资产流失”等指责，毅然把官办企业卖掉，工商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大清帝国却一条死路走到底，改为“官督民办”，依然逃不脱官府的干涉和官僚的勒索，私人工商业发展迟缓，财政必然困难，成为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其实康有为、梁启超不是维新的首倡者，维新在甲午战败后已成为潮流。1898年戊戌变法搞坏了，康有为胆大妄为、冒险胡来要负很大责任。

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历史也证明，市场领域，不要动辄讲反对帝国主义，着眼点应放在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比如，当时的上海实际是经济特区，是中国金融中心，也是全亚洲的金融中心，东京、孟买根本就无法比；中国金融资本慢慢发展到30年代已经超过外资。竞争中中国人会慢慢取得优势，就好像香港最初也是英资占优势，后来华资一点都不必他们差，包括汇丰银行在内已不是纯粹的英资。

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真正要转型一定离不开三个关键。

第一个是自由。

首先是经济自由。19世纪，中国转型的困难的根源就是不给中国人经济自由。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在一些行业搞垄断，民间不许办。例如，他在上海办纺织厂，就申请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办。张之洞看不过眼，说我也办一个，在他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在广东办，1889年调到武汉当湖广总督，就搬到汉口办。但他们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办。

再看看现在，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那么落后？准洋人办了，但长期不准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为什么家电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因为开放和自由。自由、开放得晚的，就发展得慢。更麻烦一些是金融，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准许民间办银行。

其次是政治自由。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许人们“胡说八道”一番，不支持讨论，小孩从小胆小怕事，就培养不出现代公民独立自主敢做敢为的精神。没有自由，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论断来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历史就知道，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发展。

第二个关键是要稳定。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时期，但是不稳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民族主义极端势力。

第三要融入世界。

路径问题：怎么转？

过去讲，转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在我看来，中国转型只有一条路，就是现有基础上改良，改革就是改良。革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要求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多数人的意愿是努力改革和发展，改变落后面貌，别再搞什么革命。

改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从英国的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18世纪有两大问题，国会选举一塌糊涂，议员席位可以买卖；二是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斗争很重要的就是反对政府压制人民。所以，自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言论自由才确立下来，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选举权；美国的妇女则到1920年才得到选举权。转型的历程是很漫长的。

而且，所有转型都必然有大腐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也是转型的必然出现的现象。转型太难。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我反对随意剥夺公民的自由，那是违法行为，是损害中国形象的蠢行。但要看到侵犯公民自由权利，随便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必须经过反复博弈才能消灭这些黑暗现象。18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真正实现是实际人数高达千万的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是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大变革。推行肯定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些纸上的东西变为社会的现实。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变革，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知识分子在当代要干什么事儿？2000年我就说做两件事，发财、发言。发财就是发展民间经济，为现代社会奠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整个世界最可怕的是极端思潮，世界的发展最怕走错路，不要再搞革命，不要再整资本家，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或者变相没收。不能征收遗产税。一征收遗产税，资金会大量流失。香港原来征收遗产税，后来废除了。第二，不要效法某些国家搞高福利。贫富差距什么的不可怕，随着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搞过分，要使大家有兴趣去竞争。发言是要以公民的立场批评监督，减少社会的黑暗面，不是等待天国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这个改革过程中去。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摘要整理，经作者审阅）

刊登于凤凰网《大学问》第187期（201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