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FT中文网“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七 

重塑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中国社科院  薛  力

各国在对外交往中常常会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拥有自己的核心话语。对外话语不仅体现一国的外交政策，更承载了一国对外沟通的基本态度和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并在不同时期塑造出一些人们现在耳熟能详核心话语，如建国初期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把“不要对抗要合作、利己的同时也利人”当作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信念（primary doctrine），并且，政府各部门都尝试用外界能够理解的语言来阐述这一信念，譬如，中央政府把“合作共赢”确定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又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与外交部在联合颁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海军司令在谈及南海岛礁建设这样高度政治化的议题时，也指出这种建设有助于“提高在这一海区……的公共产品服务能力”。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是，面对主动走出去的诉求，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比较突出的是：军事色彩过于浓烈，重视大原则阐述而不够重视具体问题应对，核心话语缺乏稳定性。

“排头兵”、“桥头堡”军事色彩浓烈的词汇不宜再用

一些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喜欢使用“排头兵”、“桥头堡”、“主力军”等军事术语，觉得这些词形象、有力、简洁、易懂。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些词确实具有上述效果，也很少有人会把这些词与打仗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对外关系中使用这些词汇，就容易产生歧义，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对外关系中使用。

体量巨大的中国的快速崛起，本就容易引发周边中小国家的种种疑虑，为此而高度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而当边疆与沿海省份说自己的发展目标是成为通往印度洋的“桥头堡”、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时，这些词汇所蕴含的强烈军事色彩，则更容易使得有的周边国家会联想到历史上与中国发生的冲突，有的则会猜测中国的规划是否具有潜在的军事含义，也有国家会认为这暗示了中国的扩张倾向。他们或许会想：中国一直说要睦邻安邻富邻，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要亲诚惠容，而中国语言文化又高度发达，完全可以找出一些中立、友善、平和的词汇，来表述这些涉及国家间关系的规划、战略、倡议。坚持使用这些军事术语，往重了说，或让这些国家以为中国有敌对思维；往轻了说，或让人认为中国不重视周边中小国家的感受，刻意使用这些不符合“合作共赢、不搞对抗”外交思维的词汇。

军事行为追求的是单赢结果，军事术语通常体现对抗性思维。依据中国的“言为心声”说，使用军事术语引发上述非意料中的解读并不奇怪。而且，语言在反映现实、展示思维的同时，还有塑造人的思维的一面。这就更让周边国家心怀忐忑了。

如果说，“一带一路”带来的各种项目是从有形的方面“开放”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恰当的话语则从无形的方面沟通这些国家人民的心灵。于是，用其他国家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和诉求，就成了迫切的需求。化解疑虑、增进互信，既需要实际行动，也需要大量的沟通。沟通需要换位思考，包括用对方熟悉的语言形式。为此，有必要在对外交往中使用比较中性的词汇，避免使用军事色彩浓烈的词汇。

此外，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构建人文色彩的对外话语体系。语言是现实的折射，但具有滞后性。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比较明显的一点是：革命时代，革命家治国，战争和革命化的话语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被应用，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后，官方的对内对外政策话语体系就应该回归常态，对于社会的治理，更多地应该基于人性化的考虑。因此，用人文化的话语已经成为了全球各个国家的普遍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如领导人用受访国家的语言问好、引用当地的民言民谣，这在拉近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上效果显著。但是否能塑造“自己坚信并且对其他国家也有吸引力的对外人文话语体系”，则事关“一带一路”实施的效果，因而中国政府与学者需要共同应对，早日拿出解决方案。

不应再重视“大原则”而忽略具体措施

中国在过去的对外交往中，喜欢提出一些比较宏大的概念与原则，但往往缺少具体措施与步骤去加以落实，有时候对自身的身份与利益变化缺乏敏感性。

比如，2005年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没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但要如何平衡“建设和谐世界”与“捍卫国家利益”的关系？涉及到具体议题，如领土与海洋争端，周边国家会问：中国声称对那些岛礁与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那如何实现和谐世界？此外，中国常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么，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否有必要调整立场以改变“支持国家不多”的局面？如果中国认为南海问题适用的是“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中”原则，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清晰化自己的权利主张，以便向周边国家昭示，自己确实是掌握着真理的少数？

还有，研究表明，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很少使用这个词汇，这固然有“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已经拥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原因，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则是，美国认为，中国提出的几项原则，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议题来落实，因而他们提出了一些议题。操作中却发现，其中有的获得了中国的响应，如制裁朝鲜与伊朗；有的获得了部分响应，如知识产权保护；有的则没有，如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斯诺登事件的处理。

中国为什么喜欢提出一些比较宏大的外交原则与概念？原因或许在于，以儒道阴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偏好从整体视角认识世界，这与基于个体主义的基督教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了文化不同之外，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设置议题、引导进程的经验还是不足，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主张与概念。前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完全“西化”，后者则昭示中国具有改进与进步的空间，毕竟，中国政府已经在过去三十年里展示了自己的学习能力。

不过，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也不可能事事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尤其是在关乎核心国家利益时。美国对此也心中有数。问题在于，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议题上，中国政府如何拿捏与美国合作的领域与程度。中国当然有权批评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伪善与双重标准，并拒绝引渡斯诺登。但在如何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公民正当利益的保护上，仍有可改进之处，譬如，印度的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就值得中国借鉴。毕竟，专利制度有其局限性。此外，力量的变化会带来身份与利益的变化，这需要中国及时调整自己的利益定位，与美国的合作方式也要调整，以“其他国家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为例，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已经从“反对”变成了“同意”，5月底的中俄海军地中海联合军演就是显例。这时候如何应对美国在南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情报搜集活动，就需要新研判、新应对。

总体上，中国应该保持自己善于提出宏观概念的特长，但也要强化应对具体议题的能力，在大国外交尤其是对美外交中，除了核能力等少数重大事项外，有必要清晰化自己的实力与政策主张。在针对周边中小国家的外交上，更要做到尽可能不用模糊策略，从而彰显“以诚相待”原则。同时，注意从长期趋势把握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对自己的身份利益变化保持敏感性。

核心外交话语缺乏稳定性将增加对外交往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外交在前三十年表现为章百家先生所说的“中国外交十年一变”：五十年代的“一边倒”、六十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七十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敌友变换，必然导致外交主要话语的大幅度调整。

后三十年中国外交的主轴是“改革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开放，外交话语的变化幅度没有前三十年那么大，而且与领导人的更替相关，大致表现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主线，在此基础上，八十年代强调“反霸”，九十年代兴起“伙伴关系”外交，新世纪头十年继续推进伙伴外交的同时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睦邻善邻富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热词。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外交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奋发有为”取代了“韬光养晦”，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积极主动推进伙伴外交，促进周边地区发展，逐步构建自己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合作共赢”、“亲诚惠容”成为新的外交热词。这些词汇的轮替，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不足的一面则是，容易被认为政策缺乏连续性。

中国仍然处于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并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实现和平崛起目标。因此，中国依然需要做“适应世界”的功课，为此，有必要保持核心外交话语的稳定性、避免外交政策的大幅度摇摆。

当然，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调整执行了三十多年的“韬光养晦”战略，是必要的。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自己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具象化，避免因为重大失误而做大调整。

具体而言，要清楚意识到：“一带一路”是个长期战略；与沿线国进行项目合作时，明确这是经济合作而非经济援助，应坚持对方自愿的原则；严格审核对方所提出项目的可行性，避免为了树立样板而在短时期内仓促上马一大批项目，真正做到用商业思维去做长线的投资；政府发挥搭建基础的作用，让企业和资本作为真正的主角。如是，才能让“奋发有为”、“合作共赢”等词汇，成为切实有效、长期稳定的核心外交话语，并获得交往国家的认可和理解。

总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特别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以走出去为鲜明特色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既有的对外话语体系及其核心话语已经到了调整与重塑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