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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道向前”指中国秉持进步史观,追求国家现代化70年,虽有曲折,仍奋力向前;
“其命维新”,源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暗指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国家,但在崛起的过程中,致力于以创新性的思维,构建一个兼容、可共享的大同世界。
“七十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比“新中国外交70年”内涵更广,因为文中涉及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从“改变自己、内外互动、共同繁荣”的视角概述7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摘要:新时代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奉行伙伴外交,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但对发展道路的探索仍然在继续。
 
新时代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奉行伙伴外交,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于以下四点,可以认为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开放,现在是“既开放自己也开放别人”,即一方面继续向发达国家开放,另一方面用比较优势帮助别国发展;二是整个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乃至奋发有为;三是从“大国外交”优先转向“大周边外交”优先,系统性地推进与大周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而大国外交的内涵,也发生了从“针对大国的外交”到“我作为大国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转变;第四是底线外交的思维越来越明显,对于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坚决顶回去。
 
新中国外交70年的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增加了巨大的筹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两极格局的领导者分别是美国与苏联,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形势影响巨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与苏联在政治上渐行渐远,并探索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国侧重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七十年代,则在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同时,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强化与欧洲等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无论内政外交都有了巨大转变。内政上,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外交上,重点向发达国家开放,以便为经济发展创造外部环境,体现为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建交,发展外向型经济。1980年代初期,依据对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越南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在坚持不结盟外交的同时,致力于推行伙伴外交。这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九十年代以后的伙伴外交契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战略文化传统,因而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到2012年,中国外交整体风格为“韬光养晦”,致力于发展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2013年之后,外交风格向“有所作为”乃至“奋发有为”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国际环境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到2019年,中国依然致力于发展伙伴外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对世界影响有多大?
 
2012年前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并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济的外溢影响开始凸显,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与有力推动者。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六周年。“一带一路”倡议内容丰富,可以从不同层级进行解读。从宏观层次看,它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对内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对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是中国复兴的另一种表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相对抽象,许多人不太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千差万别的国家之间如何形成“命运共同体”。中国官方的英文译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个译法,关键点是“共享的未来”(shared future),即,强调致力于为人类这个“社群”(community)构建一个可以更好分享发展成果的未来。这意味着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实现发展,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也不排斥任何人与国家。它体现了中国人“和而不同”“无外”的天下治理理念。
 
这种理念显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因此能够为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所接受。截止到2019年8月底,已经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些原先对“一带一路”持保留态度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或者转变态度签署谅解备忘录(如意大利),或者从“对抗与抵触”转向“理解与有条件合作”(特别是第三方合作,如日本),或者愿意在“不戴帽子”的情况下与中国就具体项目展开合作(如法国、德国、印度)。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成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外交决策之一。
 
当然,“一带一路”也面临一些挑战,但这整体上属于枝节问题,只要中国不断总结改进,作为“世纪工程”的“一带一路”不但有利于中国,也将让参与其间的东道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种挑战,从2015年3月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到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2019年第二届论坛,中国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这些挑战。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强调,既是对外界的回应,也是中国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中国崛起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说明了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崛起。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述。
 
(1)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迄今为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三十个、人口不超过十亿。而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比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 这体现了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客观效果。
 
(2)所有发达国家与地区都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而中国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希望在2050年成为发达国家。这将是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摸索着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在精准扶贫上体现尤为明显,将历史性地解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3)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是一种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基于自己的发展经验,出钱出力出技术以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发展与不同国家的伙伴关系,不使用武力、不谋求建立军事同盟体系、没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是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思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启发与借鉴价值,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反复强调,自己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意于另起炉灶。但也认为,现有体系有不合理、过时的成分,需要改进,以便更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利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例,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在减少投票权上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并不愿意减少到与其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一致的程度。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无法得到合理的反应。
 
中国之所以推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做法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亚投行的成员国数量已经达到100个,其信用评级已经与世界银行一样,属于最高等级。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亚投行是开放性的,不排斥任何国家加入。这与美国偏好建立排他性的国际组织与不同。这可能与两种文明拥有不同的世界治理理念有关。中国在秦朝之后,就很少搞结盟外交,而是以“礼治天下”为理念治理天下,实行“圈层外交”,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外交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尝试过结盟外交,但很快就转向独立自主的外交。1990年代之后则重点推行伙伴外交,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中国运用伙伴外交远比结盟外交得心应手,主要是因为它既满足了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又契合中国传统的治理理念。
 
本文源自某社的采访,马记者对一个小时的访谈录音进行了仔细的整理、分类,我又对全文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写,澎湃新闻朱编辑再次对文章进行润色后反馈我,我又做了点修改并增加了题目中的前八个字,朱编辑最后修改定稿。所以说,这是一篇合作成果,我仅仅署名而已。对马记者与朱编辑谨致谢忱。这里发布的与发表版有轻微不同。这种文章不好写,我努力说一点别人没有说过、但在情理中的话。
发表版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61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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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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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问题、能源政治,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出版专著2部,主编2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国内代表性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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