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较量将长期化”等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分歧不大。但对“中美是否正在脱钩”“中美关系是否发生了质变”“中美是否将陷入新L战”等问题，则还在争论之中。这些争议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一个问题的判断：中美是对手还是敌人？笔者的思考体会是：中美是对手但不是敌人；双方变成敌人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从概念上看，国家间关系从好到坏可以分为：盟国、亲密伙伴国、一般伙伴国、对手、敌人。对手（rival）之间可以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乃至冲突（conflict）。到了冲突阶段，显然类似于敌国。而在对抗为主阶段，只能说是对手且有可能滑向冲突。如果在竞争为主阶段，则属于一般伙伴国或者对手范畴。美国对华新定位是：整体上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少部分领域是对手（rival），有的领域有可能成为敌人（enemy）。

 

从意愿与行为上看，双方虽然明显增加了较量的力度，但都不是依据敌人的标准行事。从美国方面看，虽然强硬派与深暗势力（deep state）中的一部分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敌人，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因而力主对华进行围堵（遏制）。但特朗普、建制派以及知华派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不是苏联那样的是敌人，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具有扩张性、中国也不尝试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或“埋葬资本主义”，“问题”在于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藉此占了奉行“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大便宜”。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美国有必要以“全政府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并建立一种对等的（reciprocal）关系。为此一方面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在本土做出“结构性”改变，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另一方面在美国本土对中国进行限制，加征关税、审查华人华侨学者、限制中国学生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简称）学科、把一些中国在美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取消一些中国学者的十年签证等都是其表现。这些依然属于“通过接触改变对方”即engagement的范畴。历史地看，对于“敌人”，美国采取的可不是engagement政策。事实上，“避免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依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百名知华派“中国通”的公开信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特朗普本人始终对价值观、国际领导权等议题兴趣不大，并一再声称中国L导人是其朋友，他要的是美国的再次伟大与本土利益至上，而不是“塑造敌人”或“消灭敌人”。

 

从中国的角度看，更没有意愿把美国当作敌人或以此为标准采取相应的行动。中国官方的表态是：愿意做现存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补充者，中美整体实力差距依然比较大，中国无意也无力取代美国，中美应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行动上，采取了加大采购力度、修改外商投资法律、放宽或取消对外资的限制等明显有利于美国的措施。这说明“挑战美国”、“与美国脱钩”、“对美国开展新冷战”并非中国的选项。但中国毕竟是崛起中的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伙伴外交、新时代外交强调“底线思维”、文化传统上强调“以礼相待”与“吃软不吃硬”。因此，不可能像美国的盟友或亲密伙伴国那样在重大问题上屈从于美国的意志。美国希图在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中推行中兴通讯案例那样的“单边监管模式”，显然行不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两国关系是否发生了“质变”？针对现有的认为发生了质变或者部分质变的观点，这里回应如下。

 

（1）“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对华“从合作与牵制并重转向全面施压”，仅仅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弯，但属于量变而非质变。要变成“全面围堵”乃至更多（包括“大规模开战”）才算是质变。这意味着超过90°的大转折，而目前只是小于90度的转弯。

 

（2）中国意识到美国开始“较真”并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但没有超过90°，因为中国仍希望保持友好关系、不影响整体外交大局与崛起进程。

 

（3）双边关系“从好变坏”不足以构成质变判断标准，因其内涵太广，而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不过是从“伙伴”变成“对手”，依然属于量变。变成“敌人”才算发生了质变，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强者但无法单独决定双边关系性质。

 

（4）核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南海问题、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导致中美大规模开战的可能性也不大。台湾问题有可能导致中美开战、变成敌人，从而导致双边关系的质变。但这种质变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仍需研究。

 

本文2019年9月1日发表于《世界知识》之地心力说专栏。对中美关系的整体把握与判断，是国际战略研究者的一个任务，这里展示个人思考，供同行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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