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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未来相当长(100-200年)的大势是:主要文明之间走向和平竞赛,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文明作为十亿级别的文明将是主角,而日本文明、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文明)、以及其他一亿级别的文明也将有自己的位置。基督教文明的相对衰弱但依然有相对优势,因此在国际秩序中仍有一定的优势,而其他文明也将构建自己的地区区域秩序甚至某些功能领域的全球秩序,也是大概率事件,同意乎?可以开个小会谈论一下?

上期专栏文章展示了两点:(1)国际规则是非中性的,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主要体现的是基督教文明国家的价值观,有利于这类国家“吃肉”,但也适当兼顾了来自其他文明国家的价值观,他们参加这些规则后也能“喝汤”。(2)美国虽然力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方面做得比二战前的“老欧洲”国家好一些,但这是基于其在二战后的超强综合实力。当相对实力下降,或者触及重大利益时,美国则毫不犹豫地追求或“回落到”“基于权力的国际秩序”。
 
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全球围剿华为,公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让13.9亿中国人清楚地体认到: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美国底色”,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很难从“喝汤”过渡到“吃肉”。
 
主客观原因特别核武器的存在,决定了新兴大国难以通过战争来重构国际秩序,但以和平手段重构地区秩序若干功能领域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因为,基督教文明的相对相对衰弱与其他文明软硬实力的提升是大趋势。
 
文明有相似性的一面,也有独特性的一面,前者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交流成为可能,后者构成文明间的差异与互鉴的前提 。不同文明共存与竞争是历史常态,全球范围内一种文明独存的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核武器时代,更是如此。
 
未来相当长时期,不排除会有局部的冲突与战争,但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而冷战后那种“大国间的竞争”将演化为“主要文明(体系)之间的竞争”,或曰“主要文明间的和平竞赛”。基督教文明(包括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等人口逾亿的文明将成为主要“选手”。这里以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为例加以说明。
 
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的全球地理分布明显大于印度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与宗教理念有关。多神教文明通常缺乏全球扩张的动力。而一神教文明则具有比较强烈的扩张动力,因为其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或安拉的追随者,具有“让异教徒皈依本宗教”的强烈信念与使命,并采取“和平传教”与“武力胁迫”两种手段。这是两大宗教分布区经常发生大规模宗教战争的主因,这种战争也发生在两大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
 
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界,此前伊斯兰文明地理扩张的势头胜过基督教。而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基督教的现代性改造,包括政教分离、主权取代神权、赚钱与获取利息符合上帝的要求等。这些又反过来推动了工业革命与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使得基督教势力得以胜过伊斯兰势力,为基督教势力的全球扩张提供了便利与可能,欧洲人向全球移民、建立殖民地成为趋势,欧洲成了世界的中心。二战后这一中心转移到了美国。
 
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与道家。用宗教标准看,道家属于半入世的宗教,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修身养性方面追求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不追求世俗享受;齐家治国方面追求无为而治。儒家对中国的影响大于道家,其聚焦人际关系,以家庭为核心、以“礼”为准绳,构建一整套规范以处理个人、国家、天下的关系,并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转:对侯服、甸服、绥服,力推三纲五常;对要服与荒服,主张修文德以来之、礼不往教。儒家容许世俗的享受,但以中庸为度。总之,儒家与道教主张的是一个亲疏有别、和而不同的社会与天下,愿意接受、容纳不同的文明并加以融化,但缺乏全球扩张的动力。因此,中华文明可以较好地适应现代性的大部分内容,只要消除了内部障碍后,可以较快地发展经济,韩国等汉字圈经济体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大陆则因为其巨大的体量而明显地冲击着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无疑将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的地区性“基于规则的秩序”,并在某些领域构建全球性“基于规则的秩序”。
 
美国对世贸组织丧失信心、转向构建双边与小多边经贸安排等行为客观上给其他文明提供了空间,他们能以自身价值观为依托,构建区域性与功能领域的全球性“基于规则的秩序”。
 
未来,现有的基督教文明占绝对优势的国际秩序,将演化为多种秩序并存的状态,其中基督教文明仍在全球具有相对优势,但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中华文明将构建基于自己价值观的区域性“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某些功能领域的全球性“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也将被其他较小的文明所效法。
 
总之,世界正走向“文明竞赛”的历史阶段。
 
本文2019年8月1日发表于《世界知识》之“地心力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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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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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问题、能源政治,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出版专著2部,主编2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国内代表性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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