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有秩序”状态。也就是说，与国内社会相比，国际社会不存在统一的政府，但大多数情况下仍处于有序状态。

但是，支撑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变动的。大致上，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属于“基于权力的秩序”（power-based order），主导国际秩序的欧洲列强以国家实力为依托，以战争与和约为手段，确定各自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大国战争发生的主因。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转为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与美国有重大关系：基于超强的综合实力，美国把全世界都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转而推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其他大国的支持下，协调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性政治、金融、贸易、文化秩序。

二战后美国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并将之当作关贸总协定的灵魂，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利于美国主导建立的规则扩大影响；在工业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利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全球扩张；可以占领道义制高点，凸显美国的领导责任。事实上，为了扶持盟友，美国还忍受了欧洲、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单边贸易歧视。这是美国整体税率较低的首要原因。作为回报加上占领美国大市场的需要，这些国家与地区通常以较低价格向美国出口商品。

随着国家数量的大幅度增增加、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壮大、加上来自一些大国的竞争，美国对一些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下降。与之相随的是美国对一些国际组织的兴趣下降，越来越不愿意履行一些国际义务、越来越斤斤计较，直至“退群”。因此出现了拖欠联合国会费、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等“症候”。

对于明显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制度，美国的态度很明确：或者退出（典型如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与《巴黎气候协定》），或者不参加并另外签订双边协议（典型如国际刑事法院）；不参加但默认并做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典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先要求特殊待遇不成则退出，典型如国际法院；对于影响力被边缘化的组织，也来个“一退了之”，典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历史地看，美国对国际秩序始终奉“实用主义”为圭臬，滥觞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盛行大半个世纪的门罗主义，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都是如此。

特朗普对“世界领导权”、价值观议题兴趣不大，他的“美国优先”政策，不过是以不加掩饰的方式回归实用主义传统，旨在补偿本国的“全球化受害者”，并限制强大的竞争对手，为此选择性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箱：在传统制造业等领域，他强调“公平贸易”；在美国有优势的服务业（如金融业与高端制造业）依然强调“自由贸易”而闭口不谈“公平贸易”；对于通过“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也不能取胜的行业，则毫不犹豫地动用政治与法律手段扶持美国企业、打压对手国企业。迫使美国制造业回归、鼓励其他国家制造业投资美国、打压华为公司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政策。

这方面特朗普之前的总统也有先例：对日本的打压除了1986年的“广场协议”外，还有1991年的汽车对美出口“自愿配额”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指责马来西亚政府采取资本项目管制与扶持企业政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则以“大而不能倒”为由，坦然注资华尔街与汽车业。对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采取双重标准，是美国的一大特色，两党总统均如此。这对于强调“国际规则”的超级大国，有点讽刺意味。

总之，国际规则是非中性的，现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主导者是来自基督教文明的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自其他文明的国家只是参与者与接受者。这是“威斯特伐利亚道统”的继续，主要体现的是基督教文明国家的价值观，有利于这类国家“吃肉”，但也在适当兼顾了来自其他文明国家的价值观，这些国家参加这些规则后也能“喝汤”。因此这个秩序能持续几十年。

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喝汤”，也要求“吃肉”。这无疑具有正当性。那么，现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能适应这种变化么？下文将论证：这个秩序将走向分化，以满足世界上多种文明的需求。

 本文2019年7月1日发表于《世界知识》之“地心力说”专栏，但百度中无法搜到这篇文章，故这里给出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网站的链接：http://www.iwep.org.cn/xscg/xscg_sp/201907/t20190704_49296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