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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19年7月19日发表于FT中文网,发布版链接为: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673

一带一路五年评估全球访谈之范智廉

 

 

访谈对象:范智廉Douglas Flint英国财政部一带一路金融和专业服务特使BRI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前汇丰银行集团主席。评论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

中方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地点:伦敦某咖啡厅

访谈日期:2018928

录音稿整理:刘贺,外交学院2018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录音校对:薛力研究员

稿件经受访者审校

 

1.  在您看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原因有哪些?

最初的原因是探索扩大贸易路线,促进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是为了保障中国的边界安全,在东道国和中国间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贸易便利。过去五年里,一带一路通过创造贸易和经济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一些国家向中国靠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旨在建立贸易联系、促进经济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更为宏大的发展战略。

由于许多国家的积极参与,这一概念比古老的丝绸之路更为宽泛。中国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愿景,表明:世界需要大规模的基层设施投资,以容纳接下来20年中即将出生的大量人口。

最重要的是,必须以一种可持续方式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否则这个世界的运行成本将会非常高。世界难以承受西方和中国工业化早期出现的那些环境问题再次在非洲出现

构建可持续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要害(essence

 

2. 在您看来,一带一路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一带一路一大优点是,可以为那些经济发展有赖于外来支持的国家提供机遇。中国这样的国家,可望加速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其人民福祉提高就业率。这些都是可验证的好处。

 

总之,无法自我养活的国家将越来越少,一带一路将创造更大的全球经济体,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降低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同样由于人们不再需要为生计而四处奔波,也将降低不可持续经济移民。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将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推进绿色议程的贯彻实施,为降低世界碳排放做出突出贡献。

 

一带一路的风险在于,项目如果没有准确的定位与充分的评估(insufficiently well-specified and evaluated),其经济效益将难以实现,并会带来难以承受的(unacceptable)环境影响。

 

3.  您了解英国有哪些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投资项目吗?

在我看来,英国将为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做出重大贡献。中欧班列的终点在英国,我们从中受益良多,但很多项目并没有在英国实施。大多数正在商议的项目没有在英国实施,而是在东欧、南亚和非洲这些急需基础设施的地方落地。

 

(薛:英国似乎比其他欧洲国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更积极。)

我认为这得益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在经商方面, 英国始终具有全球视野。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与我们的法律框架都是为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而设计伦敦一直在国际项目吸引全球投资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由于要脱离欧盟,英国打算在全球贸易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薛:同样是岛国,日本人认为他们具有岛国心态,可英国人从来不这样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英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就是一部致力于联系不同国家、促进贸易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联邦国家还是大英帝国,英国以贸易为纽带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联系这里始终展示着冒险精神

 

(薛:并不是所有的岛国都具有岛国心态)

如果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的声明,(就会发现)他们(都)强调,不列颠是作为全球的不列颠而前行(Britain is going forward as  global Britain

 

4. 在您看来,自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哪些变化呢?

不认为自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很明显,中国在承担其(国际)责任的过程中,对(扮演)以下角色越来越感兴趣:全球性经济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采购过国通过更多地参与多边与超国家机构,中国将在许多世界重要事务中承担更大责任。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强调全球化的益处,就是一个证明。

今天的中国正在引领全球化,20年前完全难以想象。因此,一带一路明,中国愿意通过推动贸易和投资增长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一带一路”(也)表明中国主张分享繁荣,并确保参与其中的国家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这一切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5. 在您看来,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哪些影响呢,变好,变坏还是没有变化?

我认为这一认知取决于政治立场。有些人支持一带一路,他们认为一带一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建立世界范围内贸易联系,促进了经济增长,分享了发展成果,实现了中国宣称的目标。有些人则认为 “一带一路(中国)用以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在经济纽带之外建立战略联系的工具。

一带一路东道recipient countries造成的债务负担使得他们质疑中国促进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的动机到底何在。最终事实将取决于一带一路的实际进展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总会有一方会占上风。

在我看来,中国和世界都将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一股将持续2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潮流将有助于解决人口增长和弱小国家带来的经济挑战。

中国必须意识到肯定会有人质疑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是否是中国目标的全部。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消除这一疑虑的唯一手段。这就要求中国精心设计合作项目,使其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并且符合国际标准。如此人们将会相信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接受国的经济发展。

人们会质疑一带一路的意图,而且这种质疑将会贯穿始终。一带一路中国领导的计划,而非中国的独家计划,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必须(has to be)是中国领导的,但如果只是由一个国家来落实的话,则难说成功。

 

对我而言一带一路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推广到西方,并把中国国内不同部分(communities)用现在花的铁路与公路网连接起来。

 

 

(薛:中国有实力领导所有的项目吗?)

中国可以领导但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以构建(能力(build capacity,同时向外界展示:这并非单一国家展示其经济力量的计划。

(薛:一带一路是一个和平计划,这与以往的崛起模式不同。一国的和平崛起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和平崛起非常困难。)

在一个已经拥有70亿人口、在2050年将拥有90亿人口的世界里,如果不能和那些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分享发展成果和经济发展机遇,我们将会面临此起彼伏的矛盾、动荡和冲突,将会面临移民失控的风险。这些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薛:一国和平崛起的唯一机会是其他国家能够与之积极合作,回应其合理诉求。一带一路提供了这种可能。)

一带一路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在于那些国家能否支付建成的基础设施的费用,而在于这些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否更有价值。

 

6. “一带一路的实施,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些人指责有一批早期项目并没有精心设计。当然,这些项目本身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某种程度上,跟世界上许多其他项目一样,这是经验积累必经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在项目实施之前论证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中国应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来证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具有可行性。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如若能够获得主要多边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资助,将大有裨益。因为可以提高整个计划的可信度。

 

7. 有人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不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您对此有何评论?

很抱歉这方面不是我的专长。

 

8. 您认为英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了哪种角色,在中国和欧盟的合作之间,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认为英国人建造的基础设施项目要优于中国的看法未免过于天真。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总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建造的总和。英国在一带一路中的机遇与贡献在于我所说的构建能力build capacity方面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额庞大,中国无法全部提供

伦敦金融城传统技能是:从世界各地吸引资金、展示项目的可行性、确保适当的治理、提供可信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通过法治特定领域专家fielding experts和审计等来确保合同的精确(clarity of contract),等等。这些基本涵盖了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所关注的项目实施的方方面面

投资者希望做到:他们唯一需要评估是项目本身的风险,而不必担心无法获取必要的(商业)信息,或者担心如何解决合同纠纷。英国金融和专业服务业今天向全世界提供的正是清晰的治理governance clarity

英国与中国合作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更为强大的金融能力。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有能力这么做:伦敦和纽约。纽约在为中国领导的倡议提供金融支持方面表现消极,伦敦则不同。所以,这是个大机会。

 

(薛:脱欧是否使得英国更为重视与中国的金融关系?)

中国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个机会,因为英国和欧盟(其他)27想展示,他们已经走过了共享繁荣的状态(status)。两边都要用证据告诉自己的公民:他们即便没有比以前更加繁荣,起码也和以前一样,并且依然拥有众多的发展机遇。英国无疑将受到这方面的鼓动(encouraged。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亚洲,而且是在中国驱动下。不需要天才也知道机会在哪里。因此,英国与中国都有更多的机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强化关系。

(薛:许多人认为梅政府在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方面不如卡梅伦积极。)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公平。梅首相2018年访华(我也参加了)时清楚表明英国渴望(keen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渴望支持“一带一路”这个经济与商业倡议。我认为她的访问非常成功。

当然,国总会在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对此,英国的做法是:通过接触与对话来构建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培育合作的愿望(the desire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薛:在你看来,中国下一步该做什么?)

提高透明度。至今仍有很多国家不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有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停留在20年前。时隔一段时间再去中国,很多人往往会感到震惊:他们对中国的大城市感到震惊,对高铁和轨道交通的发展成果感到震惊,对中国的发展规模感到震惊。

他们看到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有部分地区处于欠发达水平,需要获得支持。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西方进一步了解

 

9. 习近平主席称一带一路为世纪工程。您认为一带一路如何具有可持续性

全球基础设施需求无止境。我们可以将目光放在100年之后。但我们更有理由关注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未来30年,全球对经济基础设施的需求将迅速上升,人们需要在充分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容纳新出生的大量人口。

 

(薛:您到中国通常和哪些官员对话呢,韩正还是何立峰?您在中国的对手是哪位呢?)

我们会见政治领导人、经济领导人、智库领导人,非常广泛。中国每个人都关注“一带一路”。

(薛:您通常去中国国家发改委吗?)

对,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这取决于交流的主题和工作伙伴。

 

10. 中国的国有企业参与了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您认为民营企业会助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吗?

一带一路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展PPP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薛:有人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过急过躁,应该基于某种日程安排,否则中国将会面临很多风险。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对于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一带一路便利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国际社会上有很多人希望看到除美元和欧元之外的一种强势的第三货币。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全球政治和经济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当前世界范围内紧张的贸易局势说明现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会面临很多困难。

 

11. 假如您是(中国)总理,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合适时机?

这属于政治决定。但我认为环境因素(对做这个决定)很重要,诸如世界范围内政治和经济局势稳定、可预期的全球经济增长。

 

(薛:IMF改革的例子看,欧洲国家的投票权很难转移给中国,虽然欧洲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与其投票前不相称。

今天的经济秩序建立在二战之后多边制度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谋求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便与其经济增长、贸易关系(变化)相称,将导致这些制度的性质(nature)发生变化

 

 

12. 经济运行有周期。保持了数十年增长的中国经济也难以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减少经济周期的副作用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周期。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方法是建立强大的银行体系和强有力的财政秩序。这样即便在低迷时期政府也没有必要干预经济

(薛: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全球经济放缓和保护主义抬头时对于各个国家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来说,超额信贷是主要风险。

 

13.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为一带一路设立了特使职务。英国政府似乎的确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您的主要工作有哪些,目前都有哪些成果呢?

英国是唯一设立专职特使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合作,设计出融资与治理标准的框架提高一带一路的国际融资能力。成功的最后检测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成了世界上本不能完成的基础发展(项目)是否使这些项目更迅速地完成

英国还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在那些与中国打交道的时间不如英国长的国家,强化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实力与范围(strength and reach)。

 

14.  薛:您对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有哪些建议呢?)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进一步清晰一带一路(的内涵)。对国际投资商而言,清晰的金融和治理标准、了解争端解决协议和法律框架也十分重要。

 

15. 一个附加的问题是,几年前,我听说汇丰银行要将其总部迁回香港,但最终并没有这样做。您的看法是?

这件事发生在2017年。经过对收益、风险和成本的综合分析,董事会一致同意,仅拥有少量员工的总部位于中央时区是有益的。汇丰银行的主要业务在亚洲,主要是在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总部在英国(与否)关系不大。

(薛:英国政府在汇丰银行的经营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不扮演任何角色。汇丰银行绝对且完全(absolutely and totally)独立于任何政府。

(薛:渣打银行呢?

(与汇丰银行)一样,完全独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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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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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问题、能源政治,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出版专著2部,主编2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国内代表性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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