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来没有想写此文,一个偶然的机会,乃想:何不就此写一篇小文?日本问题专家肯定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如何写得与他们不同呢?他们或者在日本或者不在日本,但都专业,而我纯属于业余观察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重细节,这是一位知名的日本问题研究者对我说的,而我的专业是战略研究,天然要求从宏观角度看问题。结果此文发表后,有日本问题研究者说,我的远观“比较平衡”。
“新桃”令和即将取代“旧符”平成。如何看待平成时期已经成为日本问题观察家的热门话题。一种观点认为,平成时期是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外交上“平成漂流”是主要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在平成时期实行“韬光养晦”战略,整个国家静悄悄地完成了产业升级,并再造了一个“海外日本”。笔者认为,这是两种极端的观点,真相可能位居两者之间。整体而言,这是平平静静的三十年,日本做了一个成熟经济体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比较成功;但这也是令日本难以淡定的三十年,内外冲击之中,“日本丸”在“安倍船长”的引领下,往“正常国家”迈进了一大步,但在AI时代,如何平衡对美外交与对华外交、进而确定自己在地区与全球的新地位,将是令和时期日本外交的主要挑战。
平静。平成时期的基本事实是:经济增长缓慢,大多数年份GDP增长率低于2%,其中7年为负增长,市容市貌在这三十年里相比变化不大,国际地位未见明显变化。这些构成“失去的三十年”说的主要支撑。但是,从社会环境看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百姓生活整体上安定富足,国际形象良好,免签证国家数量达189个,为世界第一。就普通日本人的生活而言,可以用“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来概括这三十年。
成熟。证明日本属于成熟经济体的证据之一是,及时实现产业升级。制造业方面,汽车制造引领节能环保的潮流,钢铁生产方面削减普通钢材生产聚焦特种钢生产,数控机床领域保持了全球三大强国之一的地位。个人消费电子产品方面,生产重心从个人电脑、手机、家电(电视机、录音机)转向电脑芯片。产业投资方面,既有传统行业里对淡水河谷、必和必拓等上游企业的大规模参股,也有高科技与电子商务领域的投资,典型如孙正义对ARM与英伟达的投资,特别是他投资阿里巴巴并保持第一大股东身份至今。
证据之二是经济上“海外日本”的形成。1989年(平成元年)海外净资产42.5万亿日元,约占名义GDP9.9%,2017年(平成29年)328.4万亿日元,约占59.8%。此外,日本1991年成为全球拥有最多海外净资产国家,47.5万亿日元,占名义GDP10.2%。2006年,日本八大汽车公司海外产量首次超过国内产量。
不淡定。日本国内方面,既有萨林毒气案、福岛核泄漏(已经被日本国会调查委员会认定为责任事故)这样震惊全球的极端事件,更有少子高龄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人口增长停滞乃至陷入负增长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但文化的自闭性使得日本难以效法欧美,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实现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
对外事务方面,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与韩国的政治关系始终处于磕磕碰碰的状态。自民党执政地位失而复得、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换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日本从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时期开始追求正常国家地位,但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加快了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主要措施如:以防务省取代防卫厅、通过海外派兵法案、通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建造直升机航母。这些都是安倍任内做到的。
此外,明仁天皇的个性因素不能不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无论是左中右,都认为日本在二战后维持天皇制是必要的,有助于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这是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占领当局决定保留天皇制的主要原因。日本是“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比较好的国家,一方面,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现在的日本依然是传统文化氛围比较浓郁的国度。而自古自今日本没有“改朝换代”过,这既是日本“重视维护传统”的结果,也成为日本人看重传统的一个动因。明仁天皇13岁到17岁时曾依照父亲的安排师从美国儿童文学家伊丽莎白·维宁“学习西洋思想和习惯”。他的一些行为或许与这四年有关。他娶平民女子为妻,是200年来首个生前退位的天皇,曾在包括《科学》在内的期刊上发表过29篇学术论文,有两种鰕虎亚目鱼类以他的名字命名,具有明显的反战倾向,曾顶住右翼压力于1992年访华,也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这表明,与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路、安倍晋三等长期担任首相的“能臣”相比,他在政治上更为稳健成熟。
总之,源自“内平外成”(《史记》)与“地平天成”(《虞书》)的“平成”时期,在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产业升级、海外经济存量拓展等方面确实实现了“内平外成”。但在避免自然与人为灾难、维持必要的人口增长、成为“正常国家”方面,未能体现“地平天成”。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刘瑞研究员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2019年5月1日发表于《世界知识》地心力说专栏,为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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