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对英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九月份在英国呆了一个月，得以近距离考察与思考这个问题。碰到的每一个英国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话说且皆振振有词。整体而言，有两类看法：精英阶层忧心忡忡，认为英国要好些年才能从脱欧带来的冲击中缓过劲来，甚至担心英国因此变得衰弱乃至自闭，他们对再次公投持矛盾的态度。草根阶层则普遍支持脱欧，认为那些穿过英法海底隧道而来的一波波经济移民纯粹是英国的负担，感到英国在欧盟中贡献多获益少，厌恶来自布鲁塞尔的指令，坚持联合王国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坚信再来一次公投支持脱欧者会更多。

历史地看，与亚欧大陆东部岛国日本长期坚持“自成一体”不同，英国始终与欧洲大陆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英国的宗教与人种都来自欧洲大陆，经济上与欧洲紧密互动，政治上属于欧洲王室亲戚网的一部分，维多利亚女王更享有“欧洲祖母”之誉。

考察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百年战争是个合适的切入点。这场长达116年的战争以英国1453年丧失在欧洲大陆的最后据点加莱而告终。此后英国才把对外扩张的重心转向海上，并酝酿对欧洲大陆的整体外交政策。1534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并“创立”英国国教（圣公会），主要原因是为了离婚再娶，但客观上也成为英国建立有异于欧洲的身份与认同的重要分水岭。而亨利八世在强化圣公会地位过程中对天主教土地与财产的征收、对工商业与海外扩展的支持，明显促进了英国的工商业乃至农业的发展。1588年在格拉沃利讷海战中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则为英国海军的崛起奠定了信心与人员基础，英国开始敢于与无敌舰队对抗乃至反攻，并在欧洲大陆支持西班牙的对手法国与荷兰。英国针对欧洲的大陆均势政策初步成型，“与弱方结盟”是其核心内涵。迅速壮大的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则成功策划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防止了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经济发展加上“自由放任”的商业与人文环境，使得英国有机会在1760年代率先发生工业革命，而这又促成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进而有能力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打败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至此，英国在欧洲列强的全球扩张中确立了比较优势。通过十九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的努力，大英帝国进入辉煌时期，因为拥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而号称“日不落帝国”。以1215年签署的《自由大宪章》为基础的英式政治制度因此得以扩散全球并影响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巅峰期的英国严格来说乃“有实无名”的帝国，1876年后维多利亚女王的全称并非大英帝国女皇，而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兼印度女皇”（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Empress of India）。操作相关提案的迪斯累利首相清楚，如果用“女皇”统称三地，则法案难以在议会通过，因为这有违英国的宪政。

即使是1815年-1914年欧洲“百年和平”时期，英国也只是在1880-1903年勉强维持了“光荣孤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则是以“绥靖政策”的方式积极参与欧洲事务。

二战后英国一方面与致力于维持“美英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则从1961年开始申请加入欧共体，以避免在欧洲被边缘化。由于法国的两次否决，英国直到1973年才得以加入。这让英国多方位收益，特别是在英国有优势的服务业领域，以其中的金融业为例，如果不加入，欧盟必然会培育自己的金融中心，伦敦的“代表欧洲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地位将受到严重冲击，不但难以吸引欧洲大陆的金融精英到英国工作，甚至英国自己的金融从业者也将流向欧盟与其他地方。很难想象，英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能达到现在的75%左右。

其实，“入欧”对英国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脱欧”无异于一场“人体分离术”。英国比欧盟弱小，受到的影响也更大。这是欧盟立场强硬的主要原因。英国政府在没有获胜把握的情况下很难决定举行再次公投。“硬着头皮落实脱欧”是梅内阁的现实选择。但英国不会因此变得封闭与自闭。原因有三：脱欧不是断交，而是和平分家；草根阶层可以影响公投结果，但外交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取决于精英与主要产业利益集团，他们大多数反对脱欧，必然会推行“最小限度脱欧”的方式，而那些事前主张脱欧的精英，现在不是缩头不做声，就是拿不出更好的脱欧方案；脱欧后果充分展现后，草根阶层将因为发现脱欧弊大于利而改变观点，从而要求强化与欧盟的关系。

总之，历史联系、政策影响力、实际后果共同决定：即便脱欧，英国也不会走向自闭。

这是《世界知识》“地心力说”专栏2019年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