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韩国政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作为顶层人物的总统通常下场不妙。总统有忠于职守的一面，也暴露出韩国政治文化的一些弱点，比如，迷恋权位，热衷于搞政治清算，与商界密切勾连，出生地强烈影响政治理念。而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半岛的历史经历、韩式儒家对义的强调等，也使得韩国顶层政治人物斗争精神强、妥协精神不足。这些特点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难以大变。

【关键词】韩国总统；政商抱合；政治文化；清算偏好

【作者单位】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谈起韩国政治，中国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总统通常下场不妙。1948年立国以来，韩国共产生了12位总统，在现任的文在寅总统之外，其余11位中只有两人（金泳三与金大中）顺利结束自己的任期并安享晚年，其他总统的结局是：遇刺（朴正熙）、自杀（卢武铉）、入狱（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被政变推翻（尹潽善、崔圭夏）、被市民运动赶下台（李承晚、朴槿惠）、流亡海外（李承晚）。这在世界各国中非常少见，以至于人们形容“韩国总统是世界上最高危岗位”。我们认为，这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从顶层政治人物的角度看，韩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痴迷权位。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尊崇权力。但是，这些观念如果理解不当，会造成痴迷权位，甚至为篡权提供合法性。韩国总统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演绎。在大韩民国70年的历史上，韩国军人两度发动政变，篡取国家权位。朴正熙与全斗焕分别在1961年与1980年通过政变上台，分别导致尹潽善与崔圭夏的下台，制造了两例“下场不妙”。1996年全斗焕、卢泰愚因发动政变、内乱主谋等被判有罪，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又宣告了两例“不得善终”。

有的韩国政客一旦当上总统，则高度迷恋权位，甚至操纵选举。李承晚和朴正熙这两例“不得善终”的案例，主要是长期独裁的结果，与朴槿惠的不得善终也有联系。李承晚三次当选总统，从1948年到1960年连续执政，他将韩国与美国通过《相互防卫协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韩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应该说，他对韩国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位深受西方影响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民主价值观。他在1945年时拥有崇高的个人威望，到1960年却已经蜕变为无视法律和正义、只想保住权位的政客。他在1960的第四次总统选举中，因操纵选举引发学生运动而被赶下台。朴正熙政变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79年被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也是因为在威权体制下长期执政，导致政治矛盾累积乃至最终激化。他身披“汉江奇迹缔造者”的光环，却被民主进步力量指责为“独裁者”。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光环而当选总统，最后却因为“闺蜜干政门”等事件被民主力量弹劾下台。

清算偏好。韩国政治从李承晚到全斗焕属于威权政治时期，从卢泰愚到文在寅属于民主化时期。政治清算从根源上来讲，需要追溯到韩国的派系文化、扈从政治。这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金泳三作为首个文人总统，对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军人出身前总统的审判，旨在清算威权政治与反腐败。不过，这两位在狱中的时间不长，因为金大中1997年12月一当选就建议金泳三总统赦免他们。

韩国政治光谱大致上可以分为进步与保守两个派别。保守派政治上比较亲美、主张对朝强硬，经济政策上强调效率优先；进步派反对过度依赖美国，主张实行均衡外交、对朝接触，经济政策上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清算主要在这两派间进行，比如，在韩国进步派看来，李明博对卢武铉就是政治清算。而在韩国保守派看来，文在寅对李明博是政治清算，而且还带有为卢武铉“报仇”的意味。可以说，政治清算“制造”了这两位总统“不得善终”。

文在寅与卢武铉两人不但私交很好，政治理念也很接近，为了帮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转型，长期坚持做收入不高的人权律师，经常免费为劳工辩护，[1]这使得他们经济上都不宽裕，卢武铉当上总统后家里依然欠债。文在寅则因为参与社会运动多次入狱。两人因而都对家庭有某种愧疚感。卢武铉在兄长、夫人面临“受贿”指控的情况下感到自责、选择自杀，部分与此有关。

卢武铉执政时期曾经下大力推进检查系统、国家情报院、国税厅等部门的改革，[2]以推行政治中立化，希望从其开始摆脱当政者利用行政与法律工具进行报复的政治风气。但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文在寅在自传中批评李明博上台后大搞政治报复。但他上台后的做法，能说没有政治报复的成分么？有些做法已经让人瞠目了：朴槿惠首次出庭受审的日子是2017年5月23日，李明博首次出庭受审的日子是2018年5月23日。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在老家跳崖自杀。

目前为止，政治清算主要发生在岭南派内部，表明地缘情结已经无法弥合进步与保守之间的鸿沟。

政商抱合。后发国家借助政府力量保护本国企业与产业是普遍现象，历史上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政府都得益于此，他们鼓吹自由贸易是在本国建立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后。朴正熙时期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措施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重点扶持一些企业做强做大。韩国后来的各届政府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种政策。应该承认，这种政策整体上是成功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韩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跃身成为亚洲四小龙、乃至OECD成员国之一，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政府的这种做法也有不小的副作用。（1）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可以对财团施加不当影响以获益，例子众多。朴槿惠协助崔顺实从多家企业获取合同与“捐款”不过是其中一个，且金额不算最大。（2）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这使得大公司有能力对政府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典型如三星集团，其产值达韩国GDP的20%、韩国股市总价值的30%，加上其产品种类覆盖韩国人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以至于该公司被戏称为“三星共和国”。[3]韩国政府为三星在外国的重大投资项目出面说项是常事。当然，这在其他国家也存在。（3）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不时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影响官员乃至总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政商丑闻中出现大财团高层的身影已经属于“正常现象”，全斗焕、卢泰愚的罪状中都有受贿的内容。（4）中小企业影响不了总统就尝试影响总统家属，如金泳三与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都从企业收受好处。这三个总统本人都比较清廉。简言之，政商抱合是朴槿惠、卢武铉两例总统“不得善终”的主要因素，也为全斗焕、卢泰愚的两个案例“贡献”了力量。

地缘情结。韩国人有很强的地缘情结，讲究“身土不二”，政客尤甚。韩国全国划分为1个特别市：首尔特别市；1个特别自治市：世宗特别自治市；9个道：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济州特别自治道；6个广域市：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蔚山。韩国的政治版图则划分为岭南圈、湖南圈与忠清圈，很多选民乃至政治家的政治理念，是由其出生地决定的。出生于忠清圈的代表性人物有尹潽善与金钟泌，出身湖南圈的政治家代表人物是金大中，出身于岭南的著名政治人物众多，光总统就有八位：来自庆尚北道的朴正熙、卢泰愚、李明博与朴槿惠，来自庆尚南道的全斗焕、金泳三、卢武铉与文在寅。从中可见岭南在韩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但出身于岭南的总统亦非铁板一块，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等属于保守派；卢武铉、文在寅是两个特例，属于进步派。

位于韩国北部的首尔、京畿道、江原道、仁川、世宗等地没有形成强大地方政治势力，其主要原因是，朝鲜战争时期这一带经过反复争夺，人口（包括精英）大幅度减少，战后靠大量的南部人口填充。这些外来人口带着不同的政治信仰而来，大多忠于原有的血缘、地缘或学缘，形成了多元而分散的地域特征。

韩国的地域之争集中在湖南派与岭南派之间，如1972年新民党主流派中15人有10人与领导人金泳三、高兴门是庆尚道同乡，非主流派20人中15人与其领导人金大中是全罗道同乡。 [4]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历史有关。

一般认为，湖南指锦江以南，包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与光州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全罗道，朝鲜三国时期属于百济国。锦江历史上叫湖江。也有少数人认为，湖南指碧骨堤水库以南。碧骨堤长达3公里，形成了朝鲜最大的水库，其地位类似中国的都江堰。岭南指小白山脉的鸟岭以南地区，包括庆尚南道、庆尚北道，蔚山广域市、釜山广域市、大邱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庆尚道，朝鲜三国时期属于新罗。新罗曾经联合唐朝灭掉百济与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但百济人并不甘于被新罗统一，并在后三国时期成功复国。这种历史使得湖南与岭南两个地区的人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心理隔阂。以至于长期以来两地人很少通婚。历史上岭南地区文化、教育、制造业、商业比较发达。1960年以来，在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岭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了现代重工、三星集团等大企业，这固然有来自岭南籍总统大力扶持家乡地区的因素，但也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岭南地区靠近日本，国家因而确定了“向东发展以便对接日本”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这客观上拉大了岭南地区和湖南地区的差距。此外，首尔和釜山原本就是韩国前两大城市，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先修首尔到釜山一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不平衡，引发湖南人的更多不满。

湖南地区虽然也有新万金综合开发计划 [5]这样的大型项目，整体上农业区色彩依然较浓（忠清南道与忠清北道亦然）。这固然有助于保护自然环境，但经济上与岭南地区的差距难免扩大。好在近些年，为了平衡地区发展并强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韩国政府重视距离中国比较近的湖南地区的开发，这已经显出成效，许多大企业入住这一地区，湖南也在2015年通了高铁。此外，为了发展中部地区，韩国在忠清南道的燕岐郡与公州市交界处建立了世宗特别自治市，目前该市已经达到约30万人口规模。但在“为首尔瘦身”方面，世宗市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显著。由于种种原因，商界与政界大部分不愿意南迁。

当然，地缘情结的作用也不能绝对化。金大中一当选就劝说金泳三赦免了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岭南派总统。卢武铉与文在寅出身岭南，却与湖南派总统金大中构成了进步派的中坚。

地理与历史影响在韩国，旧的政治文化与新的民主、法治之间相互交织，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思考韩国政治文化的生成，不能不考虑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与历史际遇。

大国环抱的地理位置，使得朝鲜半岛事务容易遭受外来力量的干预，这种力量甚至会影响到半岛国家的生存。即使现在，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朝鲜战争有关各方仅仅处于停战状态。1910-1945期间还出现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的亡国经历。这些因素使得韩国人（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朝鲜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进而滋生强烈的斗争意识与非同一般的韧劲。而且，儒学在当代韩国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与中国的儒学强调“孝”、日本的儒学强调“忠”不同，韩国的儒学强调“义”，这被朝鲜朝朱子学派代表人物赵光祖概括为“真士人精神”，体现为“不顾其身，图谋其事，有事时不计祸患”。因而，韩国人特别是精英人士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道德信念，就坚守到底，绝不轻易改变。这既体现在金大中这样的政治人物身上，也体现在知律大师这样的佛教界人士身上。金大中外号忍冬草，长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战不修，直到74岁当选总统。知律大师反对修建千圣山隧道，为此多次绝食，并拒绝听从曹溪宗总务院院长法长大师的指示。 [6]

多方面因素结合，导致韩国政治文化体现为“斗争精神强”、“妥协精神”不足。韩国的政变多、政治清算多，也多与此有关，这与“适时妥协”的欧美政治文化显然不同。

结语有学者曾经把权威主义、宗派主义、地域主义、人物中心主义与市民性总结为韩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7]我们认为，这五种分类在解释韩国总统的遭遇上说服力不足，因此另外提炼出总统所体现的四个政治文化特点：恋权、喜清算、政商抱合、地缘情结重，并认为，半岛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经历、韩式儒学的影响等，也在塑造着韩国总统们“好斗不妥协”的政治性格。作为一种积淀，这种文化特征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变。

此文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