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一些发达国家主张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的声音明显放大，持民粹主义立场的边缘政党势力大涨，甚至出现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这种“小概率”事件。这被一些较真的学者称之为“逆全球化”，以区别于1999年在西雅图兴起的反全球化。

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世界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大型跨国公司；参与者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依据不同的议题实现松散的跨国联合，通过游行示威、组织对抗性会议（如世界社会论坛）等方式展示自己的主张，反全球化势力对政府与国际经济组织只能施加间接影响，影响程度也有限。

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为：名义上主张本国利益至上、实际上强调本阶层利益至上，并通过选票影响本国的政府组成与政策走向，目标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及其移民。逆全球化论者认为，主张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无力对抗这种势头，全球化已经被逆转。

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

亚当·斯密发现社会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卫·李嘉图则证明了贸易有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通讯与运输的成本，因此，二战后虽存在两极对抗，但美苏两国主导建立起了两个平行市场体系，在本体系内实现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苏联主导的市场体系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解体，相关国家并入了美国主导的市场体系，全球市场真正形成，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成为趋势，主要表现为：各个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集中于发达国家，低端部分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端部分则或者存在于发达国家，或者移到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全球化提升了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直观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寿命明显延长、受教育人口明显增加、大量民众能享受到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设施（典型如家用电器与智能手机）。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副作用：传统生活方式被打破、环境污染、食品不够安全、患上某些疾病（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但整体生活水平在改善。

发达国家则不同，位于产业链中低端的人群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在的好处，反而导致其实际收入水平的缓慢增长与停滞，甚至失业。在2008年以前，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还能支撑这些全球化受害者的基本生活与娱乐需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福利网的作用弱化，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跌入社会底层，这使得反对全球化的队伍大大扩充，并且在知识、组织能力等方面明显提升。他们需要一个时机，把自己的不满通过投票等方式表现出来。对欧盟成员国来说，2015年到来的大量难民对他们实际生活的冲击构成了扳机点。对美国来说，希拉里的不诚实、以及她可能继续奥巴马的“白左”政策等因素则成为扳机点，促使生锈地带与“红脖子”发力，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

欧美国家全球化受害者的做法不难理解。他们的做法也确实影响了政府的构成与政策选择，使得强化边境管控、实行贸易保护得以很快落实。

但是，发达国家的精英多是全球化的信奉者与受益者，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部分来自于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大型采矿业、现代化的养殖业与种植业，这些行业通常也是全球化的信奉者与支持者。谷歌、波音、西门子、华尔街与伦敦金融城不会支持贸易保护。这些行业与精英阶层决定了发达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基本走向，他们低调不发声，甚至会支持本国全球化受害者，但这是暂时的策略。让本国全球化受害者获得某种支持或补偿，长远而言，也有利于这些精英与行业的全球拓展。

以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但整体上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它们希望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把低端产业移到其他国家。

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中国甚至成为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而发达国家中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也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被逆转，构成“逆全球化”的种种现象，不过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旋涡”，旨在适当补偿全球化受害者，以便他们继续参与全球化。这种“旋涡”以前有过，以后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