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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8月17-21日的中国之行,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影响:中美在东南亚的战略竞争、中马关系的稳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可持续性。对于中方来说,应对的关键在于:通过谈判与新一届马来西亚政府就下一步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达成若干原则共识。
 
历史上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冲突是常态。主客观原因决定了中美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两者的和平竞争不可避免,而东南亚就是双方竞争的重点地区。东南亚国家采取的策略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努力捍卫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美国对盟友与伙伴国的支持通常表现为“安全为主,经济为辅”。特朗普政府虽然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但又不愿意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独领风骚”,采取的应对是:安全上让盟友与伙伴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经济上也提供适当的支持。这表现为:在退出TPP后,又于2017年底推出“印太战略”并重启“美澳日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2018年8月初蓬佩奥在新加坡宣布为东南亚国家新提供近3亿美元“资金”,以及7月底他在华盛顿表示将投资1.13亿美元用于推动印太地区的数字化、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应对则是:经济上做大与东盟国家合作的蛋糕,安全领域管控与东盟声索国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并与东盟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目前为止,中美在东南亚的博弈结果是是:经济领域中国占上风,安全领域美国占上风。
 
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而东南亚则是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来说,东南亚还是枢纽地区。在东盟10国中,马来西亚属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对象国。过去几年中马两国签署了大量的合作项目合同与协议,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大项目。这些都是纳吉布当政时期达成的,而5月份意外赢得大选而上台的马哈蒂尔总理则认为,纳吉布时期签署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数量太多、金额太大、有些项目还涉嫌腐败,因此,有必要重新审查这些项目,然后再决定这些项目的命运:或继续、或缩小规模、或延缓、或取消。同时,与项目的外国合作方磋商下一步的处理意见,比如新隆高铁与新加坡谈判(尚未进行)。由于与中国国企合作的大项目比较多,因此,与中国政府的磋商就成了重点,这也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对此,中国应如何应对?
 
 “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被习近平称为世纪工程。因此,“可持续性”事关这一世纪工程最终成功。而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是大型“一带一路”项目成功的必要条件。新一届马来西亚政府要求重新审查项目,既出于党派斗争,也出于治国理念差异。另外,坦率地说,中马合作项目对马来西亚的意义要大于对中国。故而,中国不妨与马方合作,重新论证项目的必要性与协议金额的合理性,以便达成新的共识:是继续、取消、延缓,还是缩小规模。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中国再考虑协议的终止与损失的赔偿。如果中国企业确实涉及腐败,中国政府应该予以惩罚,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海外反腐败法律的制定。马哈蒂尔年轻时是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当任国家领导人后却成为务实而成熟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与中国合作的价值。他1981-2003年任总理期间曾7次访问中国,任内中马关系持续稳健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即将五周岁,正是反思、总结的恰当时候。五年来的建设实践可以概括为“成就巨大、问题凸显”。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化不了。笔者几年来研究“一带一路”的体会是:中国方面推动的力度太大,速度太快。既然是世纪工程,就应该从严把握,求质不求量。因此,有必要进行整体的评估与总结,以确定下一个五年“一带一路”的推进方式、力度。这是实现“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必要一环。
 
马来西亚案例的主要意义在于,比较典型地展示了“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政局变动对相关项目设施的影响。解决这个案例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马哈蒂尔时代的马来西亚、对于其他“一带一路”重点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另外,美国在直接推动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方面成功经验不多(在经营殖民地方面也比英国、日本逊色),只要中国能稳健、有效地推进东盟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就不必担心这一地区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

此文写作于马哈蒂尔访华访华之前。
发表于澎湃“外交学人”栏目,但发表版的内容与本文略微有所不同,编辑给起的题目是:马哈蒂尔访华与在马中资企业前景:“一带一路”可持续性思考。
从2018年8月20日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看,双方似乎就在马项目达成了某种共识。具体如何落实在各个项目上,尤其是那些大型项目,吃瓜群众且行且观察。
 
澎湃版的链接为:http://m.thepaper.cn/wap/resource/jsp/newsDetail_forward_235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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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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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问题、能源政治,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出版专著2部,主编2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国内代表性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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