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二战前欧洲大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国家在全球的推广与建立、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形塑、防止世界大战发生的国际制度的建构、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地位及其管理世界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大国很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崛起。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经历也表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经济复兴是可能的，投资与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超过了战争手段，而且是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参与国际生产与贸易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进一步发展依然有相当的空间。

中国政府显然对这个大背景有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针对国际合作，他强调 “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性质判断

习近平在“8·17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三个大的发展战略。其中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针对的是国内，而“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内也对外，重点是对外。它是倡议，但要“管总的”，也就是说，它是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旨在推进国际合作、增进国家利益、体现大国责任。因此，内外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是一种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建设，有重点领域与重点地区，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一些挑战，5月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旨在总结成果、布局未来。

重点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经济领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了一些比较优势，特别是针对非发达国家。中国政府期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五通”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实现合作共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发展、推进亚欧大陆的整体繁荣。

经济合作是重心，双边驱动是特点，但不限于双边与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也是重要内容。这事关民心相通，为此推出了大量的合作项目，涉及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等。此外，中国也不排斥在条件合适时推进安全、政治领域的合作。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敏感性与连带性，多边合作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亚信是典型例子。

开放性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特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沿线国名单，并表示欢迎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时期美国主导的多边新机制（如TPP、TTIP）具有比较明显的排他性，特朗普政府更是强调美国的单边获益。而中国主导或推进的亚信、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均不排除任何国家。当然，中国也不强迫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不积极回应的国家予以理解与尊重。

中国坚持开放性还表现在，在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的背景下，坚决主张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这固然因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因为意识到，全球化符合世界大势，将增进各国的整体福利，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

重点地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是“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特别是中国周边非发达国家集中的区块。地理距离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普遍现象。对中国来说，发展与南部、西部、北部临近国家的关系，空间更大，中国能较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形成周边战略依托带以助力崛起进程。中国作为大国也有责任带动周边国家、让它们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为此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同时，大力强化周边外交。作为亚欧大陆东段大国，中国同样有必要与西段的欧盟合作，推动亚欧大陆的整体发展，把多文明共存的亚欧大陆建设成为繁荣的“世界岛”，为此致力于多条亚欧大陆桥的建设。

但重点国家绝不限于中国周边。与一些周边国家相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更高，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深厚，中国自然也愿意把这些国家列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对象。另外，各国参与的热情与程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基于这些原因，中国不可能、也不宜确定“沿线国家名单”。所谓“沿线国家”，将呈现一种动态的稳定。

实施成果

经过三年多的推进，“一带一路”已经在全球广为人知，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所重视与接受：政治上，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经济上，20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计划，中方设立的各类产能合作基金已超过1000亿美元，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了50多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其中156亿美元投向经贸合作区，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面临挑战

首先，国内学界与民间不理解“一带一路”者大有人在，主要是担心对外投入的规模过大、投资效益欠佳。其次，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存在误解与猜疑，官方与民间对“一带一路”的了解与理解存在落差，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产生负面效果。再次，“五通”建设存在不配套，如企业大量走出去的同时金融服务却没能相应跟进，对合作项目急于求成而没有进行足够的可行性调查，企业在当地化、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等等。

小结

从发展趋势看，“一带一路”很可能成为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中国外交决策，如果能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话。在这一背景下，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着眼于总结经验、回应挑战、推进合作。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派出国家领导人与会的28国，是否将等同于“支轴国家”？笔者的研究体会是：其中包括了许多支轴国家，但不全是支轴国家，而不派任何代表与会的肯定不会是支轴国家。中国固然欢迎高级别领导人出席，但也理解一些国家为何只是派出部长级代表。“一带一路”建设，重在实际行动与合作成果。

本文2017年4月27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