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迁世移，新元渐呈。与冷战刚结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的世界格局具有若干新特点。首先，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提升。明显标志是七国集团从讨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议题的富国俱乐部，变成了主要聚焦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西方大国论坛。经济议题被移除后，政治议题难以达成共识，更无法操作化。社会问题重要性稍微逊色。其结果是，七国集团受关注的程度大大下降，影响力因而明显减弱。

其次，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下降，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明显上升。典型标志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后，20国集团从财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其主要使命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许多金融、财政议题先在20国集团会议上达成共识，再提交相关国际机构落实执行。由于新兴经济体占多数，因此，他们的具体经济主张，有些可望通过这一途径产生全球影响力，甚至成为国际经济规制的一部分。

再次，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可旨在推进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2001年启动后迟迟没有大进展，2009年后实际上已经被搁置。许多国家转而推进区域整合，一些发达国家纷纷以“公平贸易”为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最后，中国的全球角色地位凸显。经济总量在全球坐二望一，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整体上依然处于中下游，推进经济全球化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也符合发达国家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行业部门的主张。和平崛起依然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与现实选择。

在上述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表明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直到2015年9月，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首次提出世界各国应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阐述打造这一共同体的途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旨在打造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球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智慧

各国都希望给世界打上自身的烙印，大国尤然，而且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加以实现。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各国的主张只能是基于自身的经验与智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的痕迹。

文化包括两个不同：普遍性的成分与特殊性的成分。前者使得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共识成为可能，后者体现文化差异性并构成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释，分别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内心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核心是“礼”与“和而不同”，彼此以礼相待的世界显然是一个有序而安全的世界，奉行和而不同的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将互为伙伴而非敌人，发展都有自己的空间；道家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佛教的核心主张是因果、轮回、修行，禅宗是佛教与道教结合而诞生的典型汉地本土教派，主张在入定中顿悟，实现见性成佛，即道法自然。因此，道家与佛教与生态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复杂斗争中，把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联的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建国道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成为革命文化中的三大法宝。而创造精神、构建统一战线在外交实践中具有特定的重要性。1980年代确立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此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九十年代演化为全球性的伙伴外交，迄今已经与67个国家与5个国际组织建立起伙伴关系。而五位一体的共同体建设意味着中国将在全球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国，并希望各国协行此道。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主要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副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认知，意识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因而强调创新型的、包容性的、绿色的发展模式。深切体认到构建与强化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性，十八大提出了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而提出“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正是因为意识到发展依然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诉求，加上对自身经验的总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外交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外交理念，与西方的外交理念有着明显不同。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没有孰是孰非或者高下之分，但有强大硬实力支撑的文化更容易对外产生影响。西方文化在过去几百年里就是一种强势文化，以至于肇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的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二战以后，则被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美国化。无疑，西方外交理念主导下的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在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其一，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对于发展经济、推动国家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一大原因，并放大了国家间冲突的规模，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其二，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一神论及其彼岸性，对于扩大族群规模、强化族群的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不同宗教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与冲突的烈度上升，十字军东征是典型案例。其三，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对法治的单一偏好，固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认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但也强化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以及人类世界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鸿沟。这与外交理念有关。

在西方外交理念的主导下，世界分为“我们”与“他们”，“我们”是进步的、正义的、代表了普遍的价值观和人类的发展方向，“他们”是落后的、非正义的、只能代表特定的价值观，因此，必须被“同化”到西方主导的世界中。这一点在二战以前通过战争、殖民、传教等实现。在二战后这些方式或者不能用，或者不好用，或者效果不佳，因此，“国际规范”就成了特别有用的手段：“我们”主导建立一系列清晰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国际机构、“国际”成文法，辅之以“国际习惯”法，以此规范、约束、引导“他们”的行动与利益诉求。对于不接受者，则软硬兼施进行制裁、孤立、污名，乃至发动武力“惩罚”。这种外交理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大量的冲突与局部战争。

中国文化强调具有普遍包容性的“无外”，阴阳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以及保持各自特色的“和而不同”，即没有“我们”与“他们”的鸿沟；中国的宗教更偏向于此岸性、世俗性，因此常信仰多种神袛、让神袛服务于功利目的成为普遍现象，对单一宗教的情感没有一神教教徒那么强烈，对于不同宗教的宽容度也较大。中国的华夷秩序，以礼治天下，把天下分为五服，并不追求同化五服之众实现“华夷同质”。道家思想中的“一（无极）”并不高于“二（阴阳）”，阴阳对立并不绝对，可以互相转化。据此，不同文明可以坦然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可能的。同理，聚焦绿色发展、实现安全共享也是可能的。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是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可以共享安全，不同文明间互相交流但不会同质化，没有高下之分。同时，这一主张也吸收了西方文明对平等、正义、合作等因素的强调。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外交理念、所主张的世界治理方案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缘起与影响

184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天下体系崩解、从“中央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进程，这一进程艰难而漫长。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框架”这一问题，但在“如何与现有国际体系兼容、发展自身、实现国强民富”方面，改革开放后才找到门道。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从而得以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在全球凸显自己的角色地位。世界也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也具有了能力与意愿，在本地区与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和平时期，大国影响世界既需要硬实力更需要理念，一种能被外界接受的理念主张，既引导自己的外交行为，也有助于向外扩展自己的硬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不断予以清晰化的、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张。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外交举措，落实这一主张，增强这一主张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当然也希望这一主张成为一种能为世界所接受、产生浸润性影响的外交理念。这一主张或理念几年来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就目前而言，中国属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有潜力发展成为“综合性全球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与亚欧大陆无疑属于优先方向，这也正是“一带一路”的主要实施领域。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4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倡议之一。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环节。毕竟，在一个“无政府但有秩序”的世界里，国际政治依然受大国关系的强烈影响。而新型大国关系所主张的“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是大国所能接受的。美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试金石，奥巴马政府几乎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述，因为对“互相尊重”这一点有保留。而蒂勒森国务卿近日在北京虽然没有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却明确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来界定中美关系。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接受度高于奥巴马政府。当然，确认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也表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6年中美合作率先批准《巴黎协定》，更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推动世界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的典型案例，展示了大国责任。

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中精力谋发展，这是基于自己的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的大贡献，“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是这种主张的形象概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构建人类未来命运的新主张，要被全球主要国家接受，还面临不少挑战。

首先，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善。逻辑上的严密与内涵上的清晰事关理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命运通常指是某个特定对象在时空中转化的过程，包括“命”与“运”两个成分，那么，共同体内“和而不同”的界限是什么？运是指发展、责任、利益三者呢、还是也包括成员的安危即“命”？命运共同体是否是大同世界的现代版？ 如何让因为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不同的群体共处于一个关系到“命”与“运”的共同体？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实践中的操作化。要引领国际关系走向，有赖于具体的实践成就。发展可以协同、责任可以分担，利益可以共享，不同宗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常见，但他们对基本人权都存在不同认识，如何就政治权利达成共识？如何就“命”的内涵达成共识？

再次，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其影响力主要限于中国及其周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中国也强调自己在政治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反对普世性价值观。那么，如何构建一套系统的价值观，在阐述发展道路有效性的同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协调起来？

总之，只要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此为基础，中国将实现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向“综合性全球大国”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的提出，显示了中国的自信与能力，既努力对自己、对世界有所作为，也具有“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的自觉。但这些宏大倡议的实现，依然面对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