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2016年8月1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三个大的发展战略。作为唯一的对外战略，  “一带一路”无疑在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对外关系中具有顶层设计的地位。“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与落实，意味着中国的身份认同、外交方针与外交重点区域发生了重大转变：身份上，“亚洲中心国家”与“亚欧大陆东段大国”取代了“东亚国家”；外交方针上，伙伴外交依然有效，但“奋发有为”取代了“韬光养晦”；外交重点区域上，“周边国家”将取代“发达国家”，而且，从2016年起周边外交作为整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虽然就单个国家而言，对美外交依然排在第一位，但美国已经不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4个，包括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以及中东欧16国。“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指的是积极回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其数量不确定，涵盖各大洲，如亚洲的韩国，欧洲的英国、德国，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美洲的巴西、委内瑞拉等。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这些国家实行等距离外交。周边国家无疑是重点。但周边国家的数量众多，且规模相差巨大。如何有效落实周边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议事日程。几年来的研究体会是，有必要进行分类应对。

将周边国家分为几个次区域：东北部，包括蒙古、韩国、朝鲜、日本；东南部，包括东盟10国，可进一步分为半岛五国与海岛五国；西南部，包括8个南亚国家；西部，包括中亚五国；俄罗斯单独分为一类，在一些议题上也可以与中亚五国归为一类。

依据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热心程度，把每个次区域国家分为热心、一般、不热心三类。中国奉行“对等原则”：以热心对热心，一般对一般，不热心对不热心。

在每个次区域，依照国家大小分为次区域大国、次区域中等国家、次区域小国家。这些国家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同。次区域大国是指某一区域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哈萨克斯坦、印尼、越南），次区域中等国家指综合实力稍次的国家，如韩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其他为次区域小国家。中国对这三类国家的外交应对原则是：与次区域大国保持适当的接触，但把重点放在扶持中等国家使之成为该区域“一带一路”建设支轴国家。同时兼顾某些小国。

对不同次区域重点扶持国家进行再分类，确定一类支轴国家、二类支轴国家。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泰国为一类支轴国家，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为二类支轴国家。

对支轴国家的支持有上限，避免“被绑定”。中国奉行的是伙伴外交而非同盟外交，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是中国所离不开的。这是大国的普遍特点。

对于小国家，区分一类伙伴国（如柬埔寨）、二类伙伴国（如新加坡）、三类伙伴国（如蒙古）、四类伙伴国（如不丹）。一类伙伴国全面支持但不包办。对二类伙伴国选择重点合作领域，对三类伙伴国选择重点合作项目。对四类伙伴国只进行有限的项目合作，或者等待适当时机再开展合作。

对于次区域大国，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建设者（如哈萨克斯坦），中国予以积极回应，但原则上不超过与中等国家的关系。回应热情一般的国家（如印尼），中国也予以一般性回应。对于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的国家，或者顺其自然（如日本），或者进行一般性的项目合作（如印度）

俄罗斯是特例。中国无疑有必要维持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进一步深化合作，但不应发展为同盟关系。原因在于，一方面，俄罗斯本身也无意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中俄同盟关系对中国来说弊大于利。“不与最强者为敌”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非常必要。中国已经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不应重蹈覆辙。

对于西亚、西欧、中东欧、非洲，整体上不属于周边外交的重点区域，原则上只能选择若干个国家进行合作（如伊朗、沙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与重点国家的合作范围与深度稍弱于与周边支轴国家，与其他国家（如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的合作限于某些重点领域。

某个国家具体应该放在哪一类别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中国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个整体的框架与思路，即谋划一个清晰的周边外交方略。

作者按：此文发表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5期（3月6日出版），为“地心力说”专栏文章的第三篇。中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周边外交，这是一只在思考的问题。去年1月在FT中文网已经发表过文章。相关链接可参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641。在今日发布的小文中，作者对周边国家的分类，已经稍稍不同于去年。稍后有刊物约稿，乃下决心把此文扩充成万字长文。沉入期间思考后，对国家分类指标又有了新的考虑，相比之下，本文的观点与去年相比变化算小的。期望上半年万字文能面世。这些变化是思考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否体现了改善，留待他人评说，俺只管尽心尽力思考。（本文发表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