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九）的猴年最后一篇了。过去一年，发生了不少事情，从国际大事到个人小事。已入天命之年，当更多自我反思，即便做不到“吾日三省吾生”，亦有必要“每月一次小总结，每年年终一次中终结，若干年一次大总结”。唯如是，方有望把有生之涯，过得稍有价值一些。此文2017年1月24日发表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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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中国与新加坡达成协议，2月份举行双边合作联委会（JCBC）会议。这个始于2004年的最高层级年度双边会议，2016年破例没有举行。会议恢复举办且提早到2月份进行，对于双边关系具有建设性作用。但中新关系未来如何走，已经不是联委会能解决。需要双方都进行反思（这方面新加坡需要做的更多一些），尔后就处理与对方的关系确定新的指导思想。

 

2016年中国东盟关系的两大看点是：中菲关系急速升温，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并带动了经贸关系的快速改善；中新关系急剧变冷，从长远看，可能成为中新关系的转折年。

 

从6月份玉溪举办的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到9月份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的不结盟运动会议、再到11月的香港装甲车事件，中新关系不时起波澜。迄今为止，两国公开表态的官员级别都有限（新加坡方面国防部长最近首次发声，中国方面则限于外交部发言人），但这些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却要大得多。中新两国都没有示弱的意思。古人言，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按照这个说法，似乎表明新加坡的应对方式不够“智”，中国的做法在“仁”上也有改进空间。

 

对新加坡来说：

 

“不够智”之一，小国挑头对抗大国，这是国际政治中的罕见现象，却发生在新加坡身上，针对的又是自己的“文化母国”。这显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平衡外交，也冲销了“习马会”在中新关系上给他的加分。

 

 

“不够智”之二：不重视文化特性在外交中的作用，抛弃了“舒适度”这个东盟方式（ASEAN Way）的精髓，以及面子文化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倾向于用西方的思维与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如偏好公开应对、轻视私下沟通，突出理性与法律、忽视情感与政治，对“公开表态议题”与“私下沟通议题”把握不当。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有点“非我族类”的味道了。这可能是此次中国“左右中”都对新加坡表示反感的深层原因。

 

“不够智”之三：不注重培育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情，却试图发挥李光耀的角色作用。李光耀能扮演中国诤友乃至“导师（mentor）”角色，是因为已经获得这些领导人的尊重与某种信任，在此前提下，他以柔软的姿态、直率地表达出来的建议与批评，是中国领导人所能接受的。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或者是一些枝节问题，或者是一些抽象问题。绝不会让中国领导人觉得他是个外人、试图挑头对抗中国，尽管他被英国前外交大臣乔治·布朗评价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英国的人”（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不够智”之四：外交官言行有欠考虑。综观过去几年，李显龙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2013年，而且，这几年来他在公开讲话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的不满与批评。在他的“定调”下，新加坡外交官纷纷效仿，就2016年而言，至少出现了外长拒绝出席联合记者招待会，两个高级外交官指责中国分化东盟等事件。按照约定联合主持会谈后的记者会，这是基本的外交行为规范，拒绝履行这一职责所传递的信息非常负面，完全不是协调国应该做的。而指责中国分化东盟，是典型的小国中心主义，把自己极力倡导的“东盟统一立场”，看作高于成员国国家利益，并忽略了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对于小国联合采取的不友好行动，大国难道不能采取反制行动？东盟成员国应该把“东盟统一立场”置于自己的重大利益之上？有许多证据表明，这连新加坡自身也做不到。

 

“不够智”的单子还可以列下去，但似无必要。

 

不管李显龙先生是否希望成为“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在安全问题上一直是东盟国家中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两国之一。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这是新加坡的权利。

 

从装甲运兵车事件看，新加坡方面依然没有展示出任何反思与调整的意思，不服气、责怪中国的意味依然明显。最新的进展是，国防部长黄永宏认为九辆装甲运兵车属于新加坡国家财产，享有主权豁免。这里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主权行为可以豁免，商务合同不能豁免，此次运输是一次商业行为。第二，主权豁免并非无条件的，如果申领了转运许可证（license），港口所属国必须执行主权豁免，即使货物已经上岸。如果没有申请，则取决于港口所属国的法律。如果没有法律限制，将可能导致一种情况：任何国家都可以依据“主权豁免”大规模利用其它国家的港口转运武器。第三，香港对于战略物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扣押已经上岸的装甲车是正常执法行为。

 

坦率地说，国际法只是调整国家间利益的手段之一，其本身不严密之处甚多，因此，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政治意愿经常成为豁免权操作化的必要前提。在现况下，新加坡打法律牌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如果新加坡继续目前的对华政策思路，很可能导致一种结果：中国在处理对新关系时，尽量剔除情感与文化因素，尽量本着理性与利益行事。现在的中国，可以有多种方式与途径影响新加坡。依据笔者的观察，现在还没有怎么用。

 

整体上，新加坡的对华政策还停留在李光耀时代。但时空条件已经大不相同，而且，现在的新加坡领导层，深谙欧美文化，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重视、处理对华关系的技巧以及与中国领导层的交情，都不能与李光耀那一代人相比。这就需要新加坡反思，而不能说“中国动不动就生气”了。也许，已经到了制定“后李光耀时代”对华政策的时候了，包括对华心理、行为方式、调整途径等等，以便更为均衡地处理与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关系。或有必要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应用，强化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区分公开表述与私下提议的议题。杜特尔特的做法或有借鉴意义：在适当拉开与美国的关系、强化对日关系的同时，通过示弱、套近乎、走亲情路线等，迅速实现了中菲关系正常化。杜特尔特的大国外交玩得相对均衡，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运用相当到位，知道面子文化与实用主义是中国外交的两大特性。

 

不管新加坡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有必要注意一点：1965年前后的李光耀可以大力反共，2017年前后的李显龙不宜大力抗华。

 

对中国来说，国家实力在提升，全球影响力在扩大，中国政府也很清楚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但几年来对周边国家的整体吸引力并没有明显增加，怀疑、担忧、害怕的情绪在潜滋暗长，一些国家的民心在变疏远，这甚至出现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这同样值得反思。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引起周边国家的不适乃至害怕，系普遍现象。但中国的一些政策行为是否加剧了这种倾向？ 如何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

 

在做传统大国方面，中国有2000年的历史经验，但在做现代大国方面，中国还处于学习阶段。如果说在处理与大国的双边关系上中国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但在如何处理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方面，还需要大量补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或许有必要把2017年确定为“反思年”。笔者的研究体会是：周边外交在2016年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现有的许多外交措施是有效的，表现为政治交往频密，经济合作成果大量涌现，人员往来大幅度增加，一些安全合作也在推进。但以下几点似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更多地使用对自己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框架、制定周边外交政策过程中强化“换位思考”意识、官民并举实施让邻国普通民众有感的“民心工程”。李显龙等新加坡官员的相关公开言论中，也能读到这方面的希冀。 “倾听天下广议、谦纳八方希冀”本就是中国历代明君治理国政的“要诀”之一，将之发扬光大将助益中国的崛起。

 

中新关系密切且层次丰富。过去几年双边经济合作、人员往来依然频密。政治关系出现一些波折亦属正常。如果双方处理得好，化“危”为“机”是大概率事件。谨祝中新政治关系早日度过低谷、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