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为基础，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外交工作中戮力进取，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朝着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中国立志走和平崛起之路，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历史实践，非常需要频繁反省、总结，以便调整应对，从而尽量少走弯路、少付代价，特别是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纵观过去几年，中国外交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周边外交、大国关系等几大方面。但是，在对外事务中有了一个崭新的体验：解决一个老问题后又会遇到一个甚至更多的新问题，以至于出现一种现象：在实力与全球影响提升的同时，面对的压力与挑战也越来越多，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项也凸显成为需要应对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面对的内部挑战要大于外部。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挑战，这已经在2014年12月30日发表的本系列开篇文章《“一带一路”折射的中国外交风险》中进行论述。本文主要分析与外交战略或大外交（diplomacy）相关的内部隐忧与风险（以下简称风险）。总体而言，中国面临的外交风险可分为主观风险与客观风险。主观风险最重要者当属决策风险，其分布于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客观风险甚重，这里循常见分类，从政治、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扼要论述。

 

外交决策均基于不完全信息，因此，决策风险不可能被完全排除，但可有效减少，这需要落实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

 

决策前风险。

 

决策本身的风险。 

 

决策执行中的风险。

 

政治风险 。

 

军事与安全风险。

 

经济风险。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转向大规模的海外拓展是普遍现象。贸易与投资固然常见，“扩大本国疆界、建立殖民地与附属国、通过战争掠夺财富”同样是帝国常态，且在二战前比较常见。二战后，贸易与投资成为各国海外经济扩展的主要手段，德国与日本都以此实现了经济复兴，其经济收益甚至超过了二战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贸易与投资依然是各国经济海外扩展的主要方式。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中国来说是新现象。

 

中国目前的路径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指引，进行大规模的海外经济拓展，但相关经济决策通常是基于“综合考量”。为此，有时候非经济的考量占相当的比重，甚至超过了经济因素，如周边支轴国家的确定主要是基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以及其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而不是基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可行性。又比如，签署一揽子协议、进行大规模经济投入时，未能做到“对相关项目逐项进行可行性研究，成熟一项做一项”。一带一路建设固然要算大帐、政治账、安全账、责任账、信心账，但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非做不可的国内对口支援与开发性扶贫。中国没有责任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承担兜底责任，只能是在这些国家有意愿的情况下，依据自己的能力与项目可行性研究结果，选择性予以配合。真正非做不可的项目非常有限。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上应该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少数情况下予以贴息，个别情况下予以无偿援助。大量投资于缺乏严格可行性调查的项目、使用的资金相当部分来自外汇储备与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主要有国企进行，这蕴含着多方面的风险。为此，有必要确定若干指标：一带一路建设资金在GDP与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年度额度与分类项目大致数量。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立法机构的参与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即，赋予立法机构对资金与项目的审批权以强化决策的合法性并减少风险。

 

文化风险。没有文化的复兴就没有稳固的中国复兴，中国梦也将缺乏文化支撑。撒切尔夫人在30多年前就提到，中国的主要软肋是“没有可以输出的价值观”。价值观体系内涉国家认同与族群凝聚力，外涉文化辐射力与国家吸引力。

 

从全球视野看，不存在一种文化或文明具有普世性。从宗教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比较接近普世性。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区域文明，历史上的影响力主要限于中国本身以及周边若干国家。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周边国家纷纷采取了与中国文明相区隔的做法（创建完全不同于汉字的文字系统是典型表现，而欧洲国家在抛弃拉丁语创建本国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并没有走这么远）。过去二三十年来，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大幅度提升，但在心理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没有相应提升，安全上对中国的疑虑则始终存在甚至有所增加。中国在经济上的投入并没有换来信任感与认同感的明显增加。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是另一大挑战。

 

传统上，中华文明是一个比较庞杂的文化体系，其主干应当是儒道阴阳，还包括禅宗、大乘佛教、法家等分支，以及萨满教、回教、土地公崇拜、妈祖崇拜、关公崇拜等领域性或地方性文化分支。其核心要素（秩序、礼、家国同构、道法自然或天人合一、道生万象）。而二十世纪的风云激荡，又使得基督教文明的一些因素（个人平等、博爱）、资本主义的一些元素（个体主义、个人自由、财产权、公民权、投票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阶级意识、斗争精神、社会平等、公有制）融入到不同时期的中国国家实践。问题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曾经被抑制、被排斥于国家政治实践与公民个人生活之外。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强调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但还处于挖掘、甄别、采用的过程中。如何与上述因素结合，形成一种“官民共信、并落实于国家与个体行为中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至少还需要一代人时间。没有捷径可走，勉强确定将是揠苗助长。在此过程中，关键因素是：塑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让文化精英从容思考、研究与交锋，滋长出一套适合中国、具有外部吸引力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价值观体系的最后成型，则有赖于若干天才大脑。历史地看，中华文明多曾次受到严重冲击，但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整体复元。没有理由认为，现在吃饱穿足的十三多亿人，在这一点上不如先人。

 

经过百多年的艰辛探索与努力，中国终于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迎来了复兴的曙光。上述隐忧与风险或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但无法自然消弭。直面应对，正道也，此其时也。

 

（下列人士拨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左希迎博士、王存刚教授、李开盛研究员、余永定研究员。作者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坦率批评意见。对于他们的修改建议，作者在仔细考虑后认为，适宜另文展示，在本文中仅少量接受）

 

本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