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亚太再平衡：演化与内涵

进入21世纪后，美国陷于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中国力量迅速增长。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倍受打击，而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综合国力也随之提升。并且很有可能在2020年代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种百年未遇的现象，震撼了西方，特别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美国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军费开支的持续增长与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令美国感到自己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受到了挑战。如何应对中国因而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心之一。

奥巴马在2009年1月就任总统后，先是采纳詹姆斯·J·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 III）等人的建议，试图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发挥领导作用，包括承担更大的责任，如要求中国不但不要减持美国国债，还要更多地购买。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的亚洲四国之行，重心是中国。她在中国不断强调中美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对于民主党偏爱的人权、民主等问题只字未提。 [1] 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也希望外汇储备丰富的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欧洲国家领导人为此频繁访问中国。因应这种形势，“中美国”、“G2”等概念风行一时。 [2]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谨慎地尝试。政府表态也很谨慎，温家宝总理200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特别致辞， [3] 以及9月在夏季沃斯论坛上的讲话， [4] 都在强调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方式就是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在援助欧美上不置一词。即使到了2011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表态依然是：中国愿意“帮助欧洲各国对抗债务危机，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解决自己本国的经济问题”。 [5] 这充分说明，中国对自己突然置身于国际舞台中央并不习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的良机， [6] 因此，没有回应美国的“G2召唤”。

美国发现中国“不接招”并采取一些强硬（assertive）的外交行为（主要是在海洋问题上）后，很快转而采取“防范中国”的战略，表现为提出并执行“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 [7] 这有几个标志：2009年7月22日美国为参加东亚峰会而加入《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条约》；同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与东盟国家外长会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已重返东南亚地区；2010年1月22日她又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做演讲时提到：“美国回到亚洲了。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回来是想留下来”。 [8] 仅强调亚洲既片面又具有误导性，为此，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2010年1月21日在参议院作证时，用的是重返亚太（return to Asia-Pacific），并对美国的亚太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奉行接触原则。[9]

“转向”与“重返”的说法不够严密，人们质疑：长期在亚洲驻扎重兵的美国什么时候“背离”或者“离开”过亚洲了？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久就调整了表述，修正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亚太再平衡政策出台的标志有两个：2011年10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主张美国转向亚太；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讲话中提到，美国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具有巨大潜能的亚太地区。 [10] 奥巴马的讲话被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吹响了重返亚太的号角。[11]

奥巴马政府很快又发现，仅仅依靠亚太国家已不足以制衡中国。这可能是太平洋战区司令萨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J. Locklear III）2013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出“印亚太”（Indo-Asia-Pacific）概念的主要动因。 [12] 虽然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新闻官唐纳莉（Donnelly）强调，用这个新词取代亚太一词不是在排除中国，而是为了彰显亚太地区除了太平洋还包括印度洋。[13] 但这种解释说服力不足。[14] 更符合逻辑的是，美国提出印亚太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拉入印度等南亚国家，以便构建规模更宏大的“印太再平衡”。即使奉不结盟为外交圭臬的印度不很配合，多少还是能发挥一点作用。因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13年3月已经演化为“印太再平衡”战略。

印太再平衡体现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文化。“实现力量平衡”是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思维的精髓，其核心是：扶助弱国一方以实现某一地区的力量平衡，防止地区大国进一步“坐大”继而冲击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就英国而言，最典型的是实行了几百年的“大陆平衡政策”：支持弱的一方，使得欧洲大陆实现力量平衡；如果已经实现了力量平衡，英国则“袖手旁观”。这被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米尔斯海默概括为“离岸平衡手”战略。二战后的美国，则把这一战略当作“区域战略原则”：在欧洲支持西欧对抗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在中东支持以色列对抗阿拉伯国家、在南亚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在东亚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如中苏同盟、苏越同盟、中朝同盟）。现在，则表现为在东海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东盟声索国。[15]

值得注意的是，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2010年1月2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出美国介入亚太事务的原则时，明确提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整体上奉行接触原则，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动重申（renew）了与日本、韩国等的同盟关系，通过战略与经济对华等与中国建立（set up）了伙伴关系。[16] 这里，作为亚太政策主要操盘手的他，强调的是接触的一面。遏制政策与接触（engagement）不兼容，只有两面下注战略才能涵盖接触与防范两个方面。为了防止东亚安全形势发展到需要动用武力的程度，“防范”措施就派上了用场，“恢复一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因而成为现实选项。这就是印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为推行平衡中国的印太再平衡战略，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努力：（1）加大对印度军售力度，通过大批量出售军用运输机，印度成为2013年美国最大的军售对象。 [17] 而长期以来，印度的武器主要来源是俄罗斯与前苏联。（2）奥巴马成为第一个两次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在2015年1月底对印度的访问中，双方就实施2008年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达成共识，双方核能合作商谈“取得重要突破”。 [18] 此外，还签署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要求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19] 美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保障南海航行与飞跃自由，凸显了印太再平衡战略旨在“平衡中国”。西方学者也承认，奥巴马此行，有两国合作对冲中国崛起的考虑。 [20] 当然，奥巴马此行还有别的目的，推进全球减排进程、为巴黎气候变化峰会做准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奥巴马政府接受库尔特·坎贝尔的研究成果，提出重返亚洲，然后变为亚太再平衡，最后变为印太再平衡，目的是：平衡中国的崛起，保持“亚太的地区稳定”，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而不是为了像对待苏联那样围堵中国。原因：中国对西方开放、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以发展自己；中国不谋求意识形态扩张；中国奉行防御性核政策：最低核威慑政策与不首先使用原则，没有挑战美国的核优势地位；大规模的文化与人员交流；双方一度是准盟友，现在依然保持大量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包括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放敏感军事地点供对方参观。

许多人认为美国要“围堵中国”大概基于如下原因：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上一直试图西化中国，安全上通过强化同盟与支持中国的争端对手来牵制中国，军事上封锁高精尖技术与武器流向中国，经济上诱导中国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文化与教育上通过人员交流与人才培养对中国进行渗透。然而，上述诸领域只有“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西化”一项符合围堵的标准，其余各项都可以用两面下注进行解释。

三．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

新一届中国政府成立后，面对的国际国内基本形势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外汇储备过多、境内消费不足等问题急需解决；西部大开发效果不明显，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周边国家多数经济上比中国落后，既希望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又对中国心存疑虑，因而在安全问题上不同程度向区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靠拢。为此，中国政府对内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调发展两大战略，对外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陆丝”）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的“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对内具有“平衡地区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以开放促改革”、“维护国家统一”等多重功能，以便将中西部地区建成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因此，一带一路战略虽然包括了十八个省份，却把经济不算领先的新疆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把福建确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但一带一路战略的侧重点无疑在对外方面，它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依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顶层设计，或曰总体对外战略，旨在推进民族复兴进程。一带一路战略是开放性的，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21]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在多个大国拥有核武器的世界里，通过战争实现国家崛起很难行得通；中国的核战略是“最低核威慑”，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也没有以核武器扩展全球利益的意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实行非和平崛起的成本过于高昂，也不符合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现有的国际体系大致合理，不合理的部分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加以改进与修正，中国有在现有体系内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果能有一套更为进取的和平外交方略，有望把自己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提升为“综合性的全球大国”。

这意味着中国外交需要作出调整，从过去三十年的“外交为发展经济服务”，转变为“外交为中国复兴服务”。相应地，外交理念将从强调“韬光养晦”转向强调“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甚至有学者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已经被“奋发有为”所取代。 [22] 因此，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落实“有所作为”与“奋发有为”就成了外交的中心任务。

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点线面”的关系：其中美国是“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线”，欧亚大陆是“面”。 [23] 而“海丝”与“陆丝”主要针对中国周边国家。从力量对比的角度，中国需要应对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与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从军费开支的角度看， [24] 比中国强大的只有美国；从地理位置看，则需要应对周边国家与非周边国家。中国奉行的不结盟外交与美国对中国崛起日趋明显的防范共同决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过了对美外交。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 [25] “迈向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讲话中一再得到强调。

3月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公布了落实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因而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第一个全面落实年，“五通”成为一带一路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经济领域既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推进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一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亚投行的筹备、丝路基金的成立、重点沿线国家与重点项目的推进，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落实，东盟港口、铁路项目的落实。

文化上，除了孔子学院建设外，中方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 [26]为此，中国承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提供10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27]

安全与军事领域，并非推进的重点。继2014年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召开亚信（CICA）后，2015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俄海军5月份举行的地中海联合军事演习、9月份日本海联合军演，以及9月份中国与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及其附近区域举行代号为“和平友谊－２０１５”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马两军首次举行实兵联合演习。 [28]

政治上，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1990年代已经出现于中国领导人的话语中，但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将之放在突出的位置。习近平2012年初访问美国时发表的讲话， [29] [30] 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声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节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被大作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而被强调。但美国官方迄今没有接受这种说法， [31] 针对中方提出的一些原则性主张，美方更看重在具体领域与议题上检验中国的主张，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多次强调应深化中美两军的军事交流。 [32] 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麦艾文2014年11月甚至表示美方不参加口号外交。 [33]

而且，以美国为重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容易在其他大国中有可能引发猜忌等非预料效果，而建设一带一路需要众多国家的合作与配合，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因此，中国在2014年底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主席在9月底的联合国总部之行中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做了全面阐述，标志着这一外交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