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对外影响力都大大提升，有必要调整自身定位与外交方略。新一届中国政府因而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一般认为，这一战略已经成为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也是未来8年左右的中国对外大战略。这表明，中国的地缘政治定位已经不再是“东亚国家”，而是“亚洲中心国家”与“亚欧大陆东端大国”。中国势必要奉行全方位的周边外交，以便塑造周边安全环境、提升自己在区域政治中的作用、推动自身与周边的经济发展、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构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原先居于“重中之重”地位的美国，依然在中国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就提升空间而言，显然小于周边国家。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并非寄望大幅度提升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或者成为美国的盟国，而是充分意识到“非和平崛起不可行或者风险太大”的前提下，希望美国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不使绊子，至少是少使绊子。美国固然曾多次表态欢迎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却也念念不忘要保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这凸显美国的“欢迎”是有限度的。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但周边国家众多，中国需要挖掘具有明显提升空间的次区域与国家。俄罗斯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表现为：俄罗斯是中国唯一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丝绸之路经济带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的中蒙俄经济走廊经过俄罗斯。中亚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而且比较积极呼应“一带一路”，因而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南亚国家亦如此，尤其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以及事实上的全天候伙伴孟加拉国。印度虽然对一带一路不甚热心，但发展前景与对华合作潜力使印度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上升。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以及伊朗、土耳其等西亚国家同样以对华合作潜力取胜。东盟国家是海丝建设的第一个枢纽地区，加上中南半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分支，因而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不减。就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与蒙古、朝鲜的合作都有相当的提升空间，韩国更因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姿态而成为中国在东北亚次区域的重点合作对象。相比之下，日本则缺乏比较优势，目前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很可能已经排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东盟、韩国之后。这一趋势在可预期的未来难以改变。回顾八九十年代，日本在中国的大国外交中排在美国之后，在周边外交中则名列前茅。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源于日本的选择。

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滥觞于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时期，现在已经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共识。凭心而论，日本有权利这么做。德国早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并且领导在阿富汗的多国部队（荷兰成为另一个领导国是应德国的要求，实际发挥领导作用的是德国）。要害在于，日本是在没有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前提下，以周边国家不能接受的方式追求这一目标。安倍晋三更是把这种方式推到了极致：大力强化美日同盟以获得美国的支持；强化与东盟、印度、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以保持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历史问题上立场后退（质疑前任的相关表述），从言行上刺激二战亚洲主要受害国中国与韩国（如参拜靖国神社，声称没有侵略的绝对定义，把慰安妇称作“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以日本主流民意都不能接受的方式强推动摇和平宪法的政策与法案；安全问题上展示对中国的防范与对抗（如准备与美国在南海进行联合空中巡逻，推动七国集团外长就南海问题发声）；消极对待一带一路甚至推出对抗性措施（如推出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计划）；不愿意提升对华经济经济（如建立中日自贸区），并推动日本投资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如此等等。结果是，与韩国、中国的政治关系持续冷淡。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安倍上任以来，日本对华贸易增长缓慢，2015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已经低于中韩贸易额。因此，日本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不升反降。

日本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在下降，但安倍似乎持一种“两国经济关系还行，政治关系冷一点也无所谓”的立场，对提升美日同盟关系高度热衷的同时，对提升中日政治关系完全冷感。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强调的是与对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同时强调这一战略的开放性，因此欢迎原先不属于沿线国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英国是典型的例子。而日本原先不属于沿线国家，又对一带一路不热心乃至提出对抗性措施，中国也就难以对日本的参与抱有太大的期待。

也就是说，由于一带一路战略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战略互相矛盾，原先基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目标而提出的中日战略互惠，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缺乏共同战略目标、因而缺乏必要的战略互信的背景下，两国的整体关系显然不可能变得热乎，中日两国很难有大的战略性合作，安倍时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建成的可能性要低于50%。但是，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两大经济体，大幅度弱化彼此的经贸关系既不合理也无必要，更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于是，维持不冷不热的经济关系就成了双边的选择。政治关系的波动有时候还会影响到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影响到经济关系时，双方也愿意采取一些措施使之“适当回温”，于是有了2014年11月底的“四点共识”，以及11月1日的中日韩首脑会晤。整体而言，中日关系将摇摆于“经温政冷”与“经温政温”之间。这种关系可能要维持到安倍政权之后。

那么，中日两国未来怎么办？除了维持必要的经贸关系、适当的政治关系外，双方还可以谋求某些具体功能领域合作。战略互惠没有了，战术互惠依然有必要保持甚至深化。中国的商品市场、游客等依然是日本所需要的，一些技术也是日本需要的，如无人机技术、高铁技术，IT技术等。

日本依然在一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可供双方进行合作：文化领域，官民并举推动人员交流，如旅游、留学、艺术品展览等；技术合作，如节能减排技术，汽车发动机技术；社会管理方面，日本具有成熟的经验，中国则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需要推行市政的精细化管理，如城市公交、地铁运营的管理，垃圾的回收、利用等。

此外，还可以尝试在第三国的项目合作，如在中南半岛新建铁路项目建设方面互相协调，避免恶性竞争，在利用中南半岛现有铁路线改进运营管理上日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作为油气消费大国，中日可以与韩国、印度等携手合作，成立亚洲区域能源消费国组织，在消除亚洲石油溢价等方面互帮互利，实现合作共赢。

此文11月23日发表于FT中文网，链接为：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942。

此文为应邀参加一次中日关系会议的发言稿，有媒体约稿，而且要准备另外一次中日关系会议（此类会议似乎在复苏中？），乃思考后成文。最后刊发于FT中文网，当作系列评论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