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中印俄德韩澳成前几大股东，而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泰国七国没有签订。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各方将共同推动改行于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尽早投入运营。亚投行的成立被世界舆论看作是中国外交和战略的巨大胜利。显然，就像世界银行不是美国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不是日本的银行那样，亚投行也不是中国的银行。那么，“胎动中”的亚投行对于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从权力政治、国际制度、文化认同等视野展开分析。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最为关注安全与权力，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体现国家权力大小的变化，而“极”的数量的变化，将构成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关键变量。从力量对比变化的观点看，毋庸讳言，这是中国的一大外交胜利。首先，中国把英法德意澳韩等美国的重要盟友变成了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其次，从成员分布地区看，包括亚洲34个，欧洲18个，大亚洲2个，非洲2个，南美洲1个，覆盖了全球五大洲，而且，巴西、埃及、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均是所在洲代表性国家，可以说，除了北美，各大洲代表性国家均已加入。这显示亚投行已不仅仅是亚洲区域的金融机构，说是全球性银行亦不为过。再次，从发展中国家参与度看，包括了五个金砖国家，亚洲48个国家中的34个均加入，包括了日本以外的亚洲主要经济体。

此外，在亚投行内，中国占有最大26.04%的投票权，事实上享有否决权，行长由中国人出任，这些方面都有美国在世界银行中角色与地位的影子。而且，中国的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 GDP总量可能在10年内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贷款总量未来可能超过世界银行。

这可能是亚投行在全球引发重大关注的主要原因。

国际制度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领域，但国际制度的研究者通常最为关注经济制度，因为在和平状态下各国政府关注的重心是发展。那么，亚投行在国际组织中的整体角色与地位又如何呢？

二战后美国成为综合实力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其对世界的治理主要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制度来落实：政治与安全领域有联合国，军事领域有一些列多边与双边同盟体系（如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澳新美同盟，以及一度存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中央条约组织），文化领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领域则更多，包括负责贸易议题的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国际货币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发展的世界银行。美国除了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当然领导者外，在泛美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中也发挥着实际上的领导作用。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虽然长期以来由日本人担任行长，但美国在改行所占的股份与投票权都日本一样，并列第一：军占有15．571%的股份和拥有12．756%的投票权。

更为重要的是，美元虽然只是国际货币所之一，但在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备三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所难以匹敌的。美国可以用本币支付外债，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这意味着，如果需要，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纸币把其他国家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

反观亚投行，还没有开始运营，即使开始运营，其主要使命也是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以实践与亚开行互补的承诺。能否有胜过亚开行的表现，还需要观察。即使超过，也是一二十年后的事情。而要成为“世界银行第二”，大概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即使成为了世界银行第二，在贸易、国际汇率、地区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依然不能与美国相匹敌，因为，很难想象会出现第二个世界贸易组织、第二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不用提第二个泛美开发银行、第二个国际清算银行了。而美国为了保持自己在服务领域的比较优势，已经着手制定TTIP，TPP等新的国际制度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货物生产与贸易领域，已经总体不逊色于美国，某些方面甚至有比较优势。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与美国与欧洲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容易缩小。与货物领域不同，这是欧美“安生立命”之本，绝不会轻易向中国开放。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还没有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尚未明确，更谈不上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的地位与作用。

建构主义权威理论家温特认为，国家也是人，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决定，共有观点再决定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文化认同又叫文化身份，是行为体反复选择的结果。建立集体身份需要四个主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

中国对外贸易量全球第一，是欧盟、澳大利亚、东盟、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强化对亚洲基础的投资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新一届中国政府力倡建立各种命运共同体，因此，这些国家有兴趣加入亚投行，哪怕美国对此表示反对。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亚投行的投资重点是亚欧大陆的中东部，其成立与运营，不过是中国重构地区经济制度的一个尝试，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难以取代美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角色与地位。其次，亚投行涉及的是经济领域事务，而没有涉及到安全与军事领域。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这些方面的国际机制，美国盟国的反应将显著不同。事实上，韩国、澳大利亚等加入亚投行就是反复权衡的结果，不排除对美国做了某些补偿，换来了美国的默许。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国家顾及美国的反应而没有加入。再次，亚投行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不排斥美国的加入，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对于经济领域国际组织的涉入持选择性态度，甚至可以容忍一些组织对自己的排斥。也就是说，在亚投行问题上，各方都体现了某种自我约束。最后，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中华文明有普世性的一面，但整体上是一种区域文明。在经济实力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如何以自身文明为基础，结合其他文明的长处，提炼出一种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事关中国梦的坚实实现与可持续，但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小结  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但不是中国另起炉找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开始。中国在国际安全与军事领域建立类似美国同盟体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未来中国的军费开支未来超过了美国。无论是从综合国力、还是从对国际制度的掌控，或者争取全球性的价值观认同上，中国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全面挑战美国的前景目前还看不到。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一个佐证是，王毅外长在6月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述道，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中国“将继续维护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无意另起炉灶，再搞一套”。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与时俱进，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国际大家庭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