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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从同情支持彭家声的立场对拙作进行了解读,聊备一格,供受众参考。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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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立功之六:

评析薛力文章广泛传播的重要意义

—果敢地区主权从来不属于“缅甸联邦”

仍然属于中国


[转载]专访陈立功之六:评析薛力文章广泛传播的重要意义
 

  内容提要
 
 

  详细信息
 

2015年3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先生在FT中文网首发文章,题为《成立特别行政区:果敢问题的治本之道》,由于作者作为中国国家智库顶级专家的身份,文章很快风靡中国。中国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5月20日,该文经翻译发表在英文期刊《The diplomat》(《外交学者》)上,题为《Can China Untangle the Kokang Knot in Myanmar?》(《中国能否解开缅甸的果敢死结?》),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反响。这篇文章注明,中国云南大学的李晨阳教授亦有贡献。李教授在学界也有相当声望。因此,薛文值此果敢同盟军与缅政府军战事剧烈之际,其传播的速度及广泛程度惊人。由于薛文在海内外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巨大争议,克钦中文网特意专访克钦军某校战略研究室研究员陈立功老师,请他谈谈看法。

 

克钦中文网:薛力教授的文章,不断被主流学术网站传播,显然此文是被现当今正统的学术体制内所推重的。但此文却在中国民间引起很大争议,负面议论者有之,谩骂作者也有之,陈老师有何看法?

陈立功: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从传播所引起的社会影响效果来说,薛先生的这篇文章起到的作用好的方面更大一些。

 

克钦中文网:为什么?

陈立功:首先,我们先不看薛文提出什么样的结论,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什么建议。本文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指出了对果敢归属的疑问,这在学界尚属首次。文中谈到“1960年1月签署的《中缅边界协定》,确定了几个争议地区的归属,但并没有直接涉及果敢归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897年以后,果敢也依然由华人治理,直至现在。”众所周知,果敢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历史依据无可辩驳。包括果敢自治区出版的《果敢县志》里面都清晰记载了历史上中国有效管辖这一地区的行政变更。果敢在历史上仅有一次主权变更的记录,就是1897年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国的大清政府把果敢割让给英属印度,就是说,1897年后的一段时期,主权属于英国。不是你的东西,你割让什么,这说明,割让以前就是你的固有领土。那么,到了1948年英国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主权,那么,果敢的主权既属于自己,也自动归属原主权国——中国。至于网络纷传,“1947年的彬龙会议上果敢土司杨振材代表果敢各族人民在彬龙协议上签字”这一说法——我找遍了彬龙协议的英文原件影印,及中文翻译全稿,根本就不存在杨振材的签字。再说了,果敢的土司杨振材只是英国将其归于木邦土司节制之下的一个小土司,根本不具备与掸邦、克钦、钦邦大土司大头人相提并论的地位,因此,在与昂山共同签字的组建缅甸联邦的彬龙协议我们只看到了掸邦委员会、克钦委员会、钦邦委员会的大土司大头人们的签字。果敢在1897年以前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也证明了果敢不是掸邦或哪个邦的一部分。按果敢土地并不属于掸邦或哪个邦的事实,即使他杨振材作了任何口头承诺,也是非法无效的。因为涉及国土等大事,地方任何管理者都无权仅以口头的名义来决定归属。何况,我们在彬龙协议所有掸邦委员会、克钦委员会、钦邦委员会中众土司、头人贵族的签字中看不到杨振材的签字。那么,果敢这一地区,并不属于依彬龙协议而建的“缅甸联邦”。薛先生的文章又指出了1960年中国与“缅甸联邦”的《中缅边界协定》中,也根本没有涉及果敢归属的问题。就是说,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中,果敢也没有明确划入并归属“缅甸联邦”。因此,哪怕不谈那个因彬龙协议被废弃,“缅甸联邦”在法理上、事实上已经解体的这码事,果敢这个地方的主权也不属于“缅甸联邦”。由于《中英续议缅甸条约》系不平等条约,英国放弃对果敢的主权后,依据国际公理,果敢地区主权只要本地区原住居民不提出异议,其主权就应自动归属原主权国,即中国。显而易见,薛先生的文章令人振聋发聩,果敢的主权从来不属于所谓的“缅甸联邦”,仍然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是在英殖民地崩溃,英国放弃对果敢的主权,也未再与“缅甸联邦”明确果敢归属的情况下,稀里糊涂放弃了对自己固有领土的管理权。当然,果敢从古到今为止,一直由当地原住居民自治,因此,缅军进入果敢地区杀人放火,是对这一地区原住居民自治权,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薛先生文章的重大贡献之二,是首次提出了“北缅”概念。我们注意到,薛先生对目前堪称世界热点的所谓“缅北”地区,对“缅北”这个词几乎摒弃不用,使用的是“北缅”。我们知道,“北韩”指的并不是韩国领土,或韩国的北部。而是韩国的北方,即朝鲜。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具有平等的主权。“北美”也不是指美国的北部,或是拉丁美洲的北部,而是指拉丁美洲国家以北的美洲地区。彬龙协议是“缅甸联邦”建构一个联邦整体具备主权国家性质的基础法律文件。彬龙协议被抛弃,缅甸联邦也不复存在。如今的“缅甸联邦”实际上是缅族军人政府窃取的名义。我在前面的专访中曾经指出“缅北”是个错误概念。后来,在表述这一地区时,使用了“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这一说法,虽然准确,但有失简洁。薛先生的文章提出的“北缅”一词,让我感到很贴切。我建议,学术界在提到所谓的“缅北”地区时,改用薛先生提出的“北缅”。这是薛先生文章的又一重大贡献。

 

克钦中文网:中国网友每看到陈老师的专访,都感到眼前一亮,不少人说感到茅塞顿开!这次也不例外。请问陈老师,薛力先生的文章还有哪些亮点?

陈立功:薛先生的文章还有一个很大亮点,即使用反衬的方式,把果敢民族领袖彭家声的历史贡献传播出来了。“彭家声……他在果敢掌权的初期比较谨慎,但权力稳固后开始打击异己、大搞家天下、把毒品与博彩培植为果敢的两大“支柱产业”,“白所成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1991年开始的禁毒始终进展缓慢,他接手后不到一年就于2005年底实现了果敢境内全面禁毒,这是果敢200年来的第一次”,“因为几个人员伤亡就对政府军宣战,并想再当果敢王,这是典型的军阀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正当性……并不惜为此从事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贩毒、武器走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被中国公安部通缉,多名手下因贩毒在中国被抓。在2009年8月前,甚至为疆独、藏独势力制造武器,”“值得缅甸政府注意的是,政府军2009年接手果敢禁毒工作后,毒品问题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说明其禁毒能力不及白所成。”这些表述与事实恰恰完全相反,我相信凡是对北缅地区具有一定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作为中国国家智库的顶级专家,薛力先生不可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何况,还有李晨阳先生的贡献。两大专家在学术界名声显赫,我认为,这些话其实是反衬彭家声的历史功绩。把这些话反过来理解,就完全正确了:彭家声是第一个在北缅地区提倡并实施禁毒的民族领袖,从而带动了整个北缅地区禁绝了一百多年的鸦片种植。此项功绩足以彪炳青史。2005年彭家声仍是果敢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就在这年,果敢地区实现了全面禁毒,这是世界禁毒史上的伟大奇绩。白所成哪怕有些功劳,也无非是彭家声领导下的执行者之一。至于彭家声“贩毒、武器走私”、“为疆独、藏独势力制造武器”等表述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薛力先生用自己文章中的最大硬伤和“胡说八道”引发了稍有常识的读者对真实客观的逆向思考,反衬了果敢民族领袖彭家声的历史功绩。读者们读了薛先生文章中的这些表述,对目前果敢地区爆发的战争,更加了解谁是谁非,从而对果敢同盟军为争取果敢民族正当的权利而殊死战斗的状况深具同情。这是薛文的又一大亮点。

 

克钦中文网:那么,薛文中建议中国政府“增加对缅甸联邦政府解决这场冲突的能力,为此提供相应的军事、技术、资金支持,直到彭家势力被消灭”,陈老师有何看法?

陈立功:既然薛文在以上例举的事实是胡说八道,立论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那这个结论只能相反去理解。我个人认为:薛先生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建议中国政府应对彭家声领导的果敢同盟军提供相应的军事、技术、资金支持,使之不能被缅军消灭,以维护正义和该地区的华人的利益。

 

克钦中文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缅甸政府军与缅北民地武都拥有大量的中国产武器”,对薛文中的这句话陈老师怎么看?

陈立功:对民族武装而言,这又是一句胡说八道。中国政府为遏止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军事威胁,为缅军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民族武装手中的武器在如今的时代却堪称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可以说,这些武器除了缅共时期遗留下来的近于报废的武器以外,其他武器几乎以仿中国武器为主体,大部分都是在民族武装简陋的兵工厂中生产的。如仿八一杠,仿五六式等等。仿中国武器,不等于是中国产的武器。薛先生的文章又起到一个反衬效果:民族武装为了维护公理及正义,以手中的堪称世界上最简陋的武器抵抗缅军最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甚至毒气弹、空爆弹等先进武器,民族武装更应该博得世界的同情。

 

克钦中文网:陈老师对薛先生文章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那我们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广泛传播呢?

陈立功:薛先生以身为中国国家智库顶级专家的身份,首次提出了对果敢地区主权归属的质疑,又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北缅”地理概念。文中还用大量稍有一丁点常识就可看出来的与事实完全背离的错误反衬了不管彭家声也好,对在北缅地区反抗缅军侵略的各民族武装也好——他们抗争的正义性。我认为,薛先生文章的广泛传播对目前北缅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个人对此文在世界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持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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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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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问题、能源政治,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出版专著2部,主编2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国内代表性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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