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并非同盟关系，但就伙伴外交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某些方面已经具有同盟外交的特点。那么，是否有必要将之调整为同盟关系？这取决于三点：结盟是否利大于弊，同盟外交是否与中国的战略文化相吻合，俄罗斯的立场。

 

结盟利弊分析 与俄罗斯结盟意味着中国与欧美从竞争走向了整体对抗，这将严重影响中国与欧美的政治、军事、经济、人文、教育、科技交流，并波及到欧美的盟友与密切伙伴国。其损失很难从其他国家得到弥补。俄罗斯帮助中国的能力远远小于其伤害中国的能力，而中国只需要维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即可防止这种伤害发生。

 

中俄合作对中国的主要价值是：在中亚地区、在某些重大议题上进行战略协作，减少来自欧美的压力；获得某些武器、军事技术与太空技术，缩小与欧美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多元化油气、矿产、林木、畜牧产品与农产品等供应；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电机产品、轻工产品）提供市场。

 

一些熟悉俄罗斯经济的中国学者得出结论：中俄经济合作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笔者8月份在东北调研中获得的信息是：近几年俄罗斯经济的不景气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中俄边境经贸合作。而俄罗斯经济总量不大，中俄经贸合作在中国对外经贸中所占比重本来就不大。“政热经温”是过去二十年中俄关系的集中概括，这种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时期。

 

战略文化分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推行一边倒的外交并与若干国家建立了同盟关系，七十年代则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八十代初期中国确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九十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推行伙伴外交。这些调整中的关键环节是从结盟走向独立自主。这种调整的现实原因是，中国需依据国际形势变化与自身利益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而结盟使得中国外交政到制约，同盟外交对中国来说整体弊大于利。

 

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也与中国“不兼容”。结盟体现了基督教欧洲的战略文化。随着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展，结盟变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而结盟在中国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推行儒家伦理，中国虽然仍有分分合合，但中国整体上处于华夷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历代王朝本着“礼治天下”的理念处理内外关系，外交方略是“怀柔远人”。这种理念与方略在近代以前是有效的，并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乃至模仿。近代以来中国被迫适应欧洲人主导的国际体系，在“以夷制夷”无效后于20世纪上半叶也采取了了同盟外交方略，因为这一时期难有其他选择。同盟方略在二战前是有效的。而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种方略的效果并不理想，“外交十年一变”也与此有关。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则从确立开始一直奉行到今天。“伙伴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延续与展开，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79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依然奉行伙伴外交。

 

伙伴外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深层原因在于，它打通了现实外交需要与传统天下治理理念之间的脉络，中国执行伙伴外交远比同盟外交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虽然有条件自主选择外交方略，依然应该坚持实行伙伴外交。这并不妨碍中国与特定国家的关系具有同盟的特点。

 

俄罗斯视角 俄罗斯的自身定位是“欧洲国家”，虽然奉行“双头鹰外交”，但外交重心依然在西方，“东方外交”对其价值有限；俄罗斯领导人反复表示无意与中国结盟，从联邦到地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始终抱持防范心理，典型表现为限制边界地区对华经济、文化、基础设施联通等多方面的合作，腐败、行政低效、劳工酗酒且欠勤劳等进一步限制了双边合作；担心与中国结盟影响到与西方的整体关系。

 

总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伙伴外交”既是不结盟外交理念在中国的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体现，它既能为世界所接受，也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它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契合，能有力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就中俄关系而论，双方都缺乏结盟的意愿，结盟对中国弊大于利。中俄合作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且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应清晰把握双边合作的限度与重点，不宜把对俄关系调整为同盟关系，保持伙伴关系是更好的选择。

 

本文发表于《世界知识》2019年第17期之“地心力说”专栏，出版时间为10月1日（提前到9月22日出版），发表版链接为：【世界知识】中俄合作的潜力与限度 https://mp.weixin.qq.com/s/ZFu_PoTLC_RxoSFEz2gPVw。这是原稿，与发表版略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