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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19年3月28日发表于FT中文网。发表版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071

“一带一路”全球访谈之韩国站——李熙玉

 

访谈对象: 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

访谈时间:2019219

访谈地点:成均中国研究所

中方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与录音稿整理:于婉莹,成均中国研究所责任研究员

录音稿校对: 薛力研究员

本稿件经李熙玉教授审定

 

 

1)在您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从韩国的观点来看,习近平政府正在探索新的对外政策。过去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顺应和适应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进入习近平时期开始展现出探索中国式全球化、中国型国际关系的趋势。另外,中国认识到应该扩大中国经济的范围和外延,那么周边就是中国要确保的桥头堡。可以将“一带一路”视为在长期探索这种中国式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去追求霸权、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目标的“长期计划”。也可以视为为实现中国式全球化的长期国家战略。

2)您认为““一带一路””的优点与不足是什么?

优点是中国采取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处理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从韩国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过去中国的经济具有相对比较封闭、民族主义、一国社会主义色彩,但“一带一路”更倾向多边、开放、互惠,这是一种政策方向的转变,这是一个优点。“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周边地区,周边地区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上比较落后,中国在不强迫他们以中国模式去发展的同时,让他们从中获得红利或好处,这也是一个优点。

不足之处是“一带一路”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话语,而停止在一个中国话语的维度。由于这一话语的内容不是很精致,所以传播起来较难,也就是说会产生一种如果周边国家接受了这样一个用语,就等于接受了中国的秩序这样一种误会。因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记忆较多,还有一些没有根据的中国威胁论流传甚广,形成了一些不利的话语结构。这就需要一些有魅力的领航项目,因为现在的蓝图过于弘大,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没能让人产生真实感。这些负面的记忆包括一些“天下体系”、“朝贡秩序”等等。虽然都不是实际具有实体的体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给周边国家留下了“主从关系”等等较为负面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们有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主从关系的倾向。反倒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从近期来看对日本的殖民地、参与韩国战争的批判性舆论来看,其实对日本的负面舆论更多一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现状都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另外,中国提出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人文共同体”并没有扎根于韩国社会。

薛:中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综合实力在持续提升。未来韩国能够接受一种什么样的中韩关系?

在韩国还是有比较多的人支持在韩美同盟的框架下管控中韩关系。保留与加强韩美同盟关系,但非常多人持有这种想法。即使进步政权的卢武铉政府和文在寅政府,也基本上是以韩美同盟为基础来发展中韩关系,处理方式与保守党政府相比没有根本性变化,程度和幅度上有一些变化。

在处理中韩关系上,既需要韩国的持续努力,更需要中国的持续努力,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国家。中国是大国,(对周边国家)不能采取攻击性外交,而应去获得对方的真心。

在获取真心方便,孔子学院是个好例子。在,韩国很少有设立在较为知名大学的孔子学院,大多数孔子学院都设立在不太知名的地方高校。这样就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一种相对“二流化”、“低级化”的现象。这使得孔子学院没能成为传播高级文化的象征。教育的内容、质量、对象都存在一些问题。以教育对象为例,孔子学院的教学对象并不是一些高端的可以产生扩散效应的受众,内容也较为单纯,主要以宣传为中心,没有成功渗透到韩国社会中。

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孔子学院应该如何改变?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韩国的一些地方学校经费不足,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设立孔子学院。这样的孔子学院主要靠中国的资助来运营,这使他们失去了自主性,互相交流不足,孔子学院的课程主要是(中国)单方面的宣传和灌输。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的自主性不足,没有形成高级文化的传播,基本上没有形成意见领袖之间交流并产生某种话语的案例。

如何改变?中国是否有意愿改变一部分孔子学院的功能,形成一种中国“出资但不干预”的、以信任和自主性为基础的运作模式?那样,就可以通过孔子学院告诉大家,“一带一路”并不是另一种“天下体系”。也可以涉及一些韩国意见领袖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还有,孔子学院应该成为传播中国传统高级文化的平台,包括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文化。目前这些做得还不够,太局限于普通的大众文化,许多韩国人因而不太感兴趣。

成均馆大学是一所与孔子有着密切渊源的学校,所以也收到了来自很多学校的邀请。以成均中国研究所为例,我们有自己单独的预算,独立运营,所以一直能保持自己的客观、中立立场,不是非常需要孔子学院。但是,可以考虑设立以研究生教育水平为主的新型孔子学院研究生院。

 

3)“一带一路”目前在贵国的实施情况是?(项目数量、投资金额、未来走向等)

韩国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与“一带一路”无关的外交政策。“一带一路”的概念范畴太宽泛了,所有外交都与“一带一路”有关,与韩国的经济合作也属于“一带一路”。其实,韩国对“一带一路”核心内容的理解是不足的,不太明确。问中国“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中国也只是给出一些大的蓝图,没有具体的描述和说明。

目前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多是些韩国学者已经了解的内容,没有什么新内容,也就是说,没有让我们产生很深共鸣的文章。中国学者并没有从哲学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去建构理论,没有形成有关“一带一路”的综合性理论视角,只是以政策的角度去解析。所以,“一带一路”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韩国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中国特色主义中国化、国际化、一国社会主义、未来国际化方向等理论性比较强的““一带一路””研究。政策研究主要是宣传性的,(外人)很难发自内心地去同意和接受。我们(成均中国)研究所早几年出了一本《“一带一路”摘要》。几年过去了,中国围绕“一带一路”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深化。

 

5)您觉得““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更加重视周边外交。本来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共同利益,达到共赢的效果。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也逐渐兴起,很多周边国家对中国非常警惕。中国的周边国家与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赢的格局。中国提出了区别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 也就是强调双向互动的外交。中国周边地区的现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规范不足以支配这一地区,而中国的价值也还不足以在这一地区起到主导性的作用,所以这一地区出现了规范的空白。所以,中国应该追求一种让周边国家能够广泛接受的魅力型外交,让周边国家看到一个更加有亲和力和面向未来的中国形象。

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半岛问题、台湾问题都非常重要。南海问题比较复杂,行为者多,解决起来会比较难。中国并没有明确表示这属于核心国家利益。如果将南海问题归于核心利益,那中国就没有办法做任何妥协和让步。考虑到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大基调还是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半岛问题是关乎中国重要利益的,但是半岛不涉及主权和领土,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中国来管控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区别于前两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态度很明确。

 

6)您觉得“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变好、变坏、没变?

李:中国的国家形象可以用变化与持续的视角来区分。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这个是中国的变化。 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不断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自己的处境。

 

(7)习近平主席把“一带一路”称作“世纪工程”,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个长期过程。但又有人认为现有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那么,你觉得“一带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应该如何改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即使在21世纪也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21世纪的“一带一路”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做出改善,因为过去的丝绸之路也是有其局限性的。现在要以开放、合作、共同治理为目标。

中国应该改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方式,探索新型的发展模式,这里包括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等等。例如中国现在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发展很快,韩国也相信这些领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里发展的主要方向。那么中国可以利用这种优势,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一种跨越式的合作,也就是打破传统的合作,探索在新领域或是以新的形式进行合作。例如爱沙尼亚曾经将引入先进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成就了它的跨越式增长,现在朝鲜就非常关注跨越式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中国可以构建和传播一些国际话语,顺应开放的时代精神。但是这种话语不能止于“话语”,要成为有魅力,传播性强,也要有较高的接受度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中国话语有必要借鉴毛泽东时代,那时候的话语非常形象、有趣,容易传播。特朗普总统现在大力推进逆全球化政策,这其实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8)可否谈谈“一带一路”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持续关注南北问题,并持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

中国应该让韩国感受到“一带一路”可以为朝鲜的改革开放中做出贡献,例如习近平主席强调辽宁省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今后“一带一路”可以为稳定半岛的和平做出关键的作用等等,这就会增加韩国对“一带一路”的信心和期待。

“一带一路”应该考虑对方国家的需要,例如当前朝鲜的铁路和公路建设都是不太完善的, 南北铁路建设已经完成了考察和研究,也已经进行了对接开工仪式,但是还没正式动工。中国和韩国可以以朝鲜所希望的范围和速度进行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合作。

从韩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外交逐渐出现了分层化,比如针对美国的超大国外交,针对中等强国的外交以及针对一些弱小国家的外交。虽然中国的外交并有严格意义上的以上区分,但是在一部分韩国人眼里,中国的积极外交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具有一定“攻势”的外交。如何来解决这种问题呢?以萨德为例,中国在很多公开场合敦促韩国撤出萨德,这方面韩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批判萨德的方式上,韩国是觉得有心理落差的。因为萨德的部署是韩美两国的决定,如果批判萨德的部署,中国在谴责韩国的同时,也同样谴责美国,但是事实上这些批判的声音都主要集中在了韩国身上,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在文在寅总统访华期间,萨德问题阶段性解决之后,中国也没有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范,仍然让人觉得还对萨德耿耿于怀,不免有些小家子气。因为韩国至今仍然没有感觉中韩关系恢复的迹象,比如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中国游客大规模回归等等。所以中国应该在这种时机,让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就事论事,一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的胸怀。其实萨德问题的阶段性解决,本来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会赢得韩国的信任。

在南北关系和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韩国希望推动和平协定的签订。和平协定签订之后, 韩国会面临一些问题,例如韩美同盟如何处理、联合国驻军司令部是否继续留在半岛等。韩国会出现以中国作为主要外交(伙伴)的解决方案吗?会出现多边主义的外交解决方案吗?都不会。

薛:朝鲜真的会弃核吗?

从长期来看, 我是持慎重的乐观态度。核开发其实有几种,一种是为了保障体制而拥核,一种是为协商拥核。那么如果拥核可以确保体制的情况下,就不能同时发展经济和市场,朝鲜现在在这方面出现问题。但问题是,现在朝鲜即使拥核也并不能保障体制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虽然不是立即,一定条件和时机下,朝鲜在无核化上会有方向性转变的。因为对于朝鲜来说,如果想要重新进行核开发,已经走得太远了,很难回头了。

中国半岛政策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也有变化。造成中韩关系缺乏互信的原因是,韩国总是对中国的政策期待较高。例如“一带一路”提出的时候,韩国政府和大企业就出台了很多政策去支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效果并没有让韩国满意,造成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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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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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问题、能源政治,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出版专著2部,主编2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国内代表性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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