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薛力 > 崛起大国如何塑造软实力?

崛起大国如何塑造软实力?

此文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6月15日出版)。写得艰难,拖了好几个月才交给编辑,因为,要把握两个案例不太容易,需要思考、阅读、沉淀、总结。好几个深夜,一个字也写不出。有时候,一些字句写出后改了又改。定稿也只能说是阶段性结论与体会,未来依然可能改变。两个案例的主要内容,已经在《世界知识》专栏上发表了。这里算是完整版。两点说明:(1)关于孔子是否删定《春秋》,史学界不少名家的研究结论是:没有。但似乎还不是史学界的共识,因此,本文依然采用“删改说”。(2)关于表彰六经的解读,还是以《世界知识》上的“汉代如何塑造价值观体系?”一文为准,因为其写作较晚,代表了我的最新研究体会。

顺便说一下,正在写伊朗民族认同如何形成的小文。发现不上图书馆搬一些相关书籍回来看,下笔不踏实。可今天并没有按计划行动去通州华兴园,明天到图书馆搬书的计划因而受影响。到中下旬就要到处屁颠,没什么时间静心写作了。惰性。——薛

 
 

中国崛起需要弥补软实力短板

一个国家的崛起需要软硬实力的配合。对内,硬实力用于“强筋壮骨”,为民众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物质基础;软实力用于凝聚民心、树立各个族群的文化信心、建立一个有序稳定的社会、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文化源泉与支撑。对外,硬实力用于抵御侵略、获取物质利益(古代是香料、丝绸、陶瓷、马匹,近代以来是资源、市场、殖民地);软实力用于增加吸引力与认同度,形成文化领导力或曰文化霸权。

滥觞于1648年的民族国家体系经过长期的演化,二战后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国家以武力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受到了比较严格、系统的限制,高昂的成本也限制了国家采用这种手段。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于一般的民族国家来说,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以领土与主权为主要标志的国家安全已经有了基本的保证。国家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能力与发展意愿、有效的政策配套、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等。冷战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冲突,而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的经济领域,国家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发达经济体对外施加影响力的手段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借助一些国际机制,向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从而确定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展现为一幅这样的图景:大国追求普遍的领导地位,典型如美国,借助的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机制;中等国家追求某些方面或者某个区域的领导地位,典型如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借助欧盟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框架等机制,追求在人权、对外援助、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主导权,印度则借助南亚联盟等机制,追求与强化在南亚的领导地位,南非也尝试通过一些机制追求在沙哈拉以南地区的领导权;小国则追求某一具体议题的领导地位,典型如北欧国家在国际维和与调解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问题上的全球性要角地位。这里,军事实力主要起辅助作用,经济实力与国际机制起放大器作用,有吸引力与辐射力、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是基础。

中国崛起需要体现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两方面,如果把“经济总量与国防开支达到世界第一”作为硬实力方面的主要衡量指标,以现在为基点,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主要挑战在于软实力,即,形塑一整套价值观,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与辐射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或许需要两代人乃至更长时期。毕竟,罗马共和国与秦帝国都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但中国学者仍然有责任为此而尽力,哪怕是做些粗浅的铺垫工作。而借鉴中外历史依然是有效且必不可少的环节,汉代的中国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或可充当这两方面的例证。

 

 

汉代案例

 

汉代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辉煌的朝代,两个朝代各有千秋。从软实力构建的角度看,汉代更胜一筹。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的起点应该是《易经》,以后逐渐演化为儒道释这个中华文明的主干。儒家的等级制、家国同构、仁义礼智信等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辩证论析等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体现了《易经》所蕴含的阴阳相生相灭、互相转化等辩证思维。佛教则是一种内省的世界观,处理人与内心的关系。大致上,这个主干的确立,不在秦代而在汉代。秦代的 “破”(典型如焚书坑儒)客观上为汉代的“立”扫除了文化障碍。唐代在中华文化领域的主要成就不是诗词歌赋,而是道教的兴盛与道家思想的推广,以及科举制度的完善。印度佛教在唐代大致上完成了本土化,并且出现了玄奘创立的法相宗等典型的汉地佛教流派,而与汉族文化融合度最高的禅宗,也是在唐代由六祖惠能定型。可见,唐代对汉传佛教的贡献明显大于汉代,但汉代在确立中国文化主干上的作用大于唐代。

汉武帝通常被视作汉朝最杰出的皇帝。因此,这里以汉武帝时期为例,展示西汉时期的汉帝国为什么能崛起为与罗马、安息、贵霜并列的当时四大帝国,而且成为四大帝国中唯一赓续至今者。

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间长是许多君主成为“大帝”的一大因素,如秦始皇、康熙、乾隆、路易十四、维多利亚女王。但就汉武帝而言,晚年治国远为逊色,不顾国力下降而穷兵黩武是一大不足,还有一些昏聩之举,典型如“巫蛊之祸”。好在他知道纠错,首创“罪己诏”,重新推行休养生息之策,为西汉第二个兴盛期中宣中兴奠定基础。他登基时,经过两朝39年奉行黄老之学的文景之治,汉帝国的经济实力与人口数量大增,为汉武帝时期提升帝国的军事实力进行开疆拓土奠定了物质基础。

凭借文治武功多方面的成就,汉武帝开创了“汉武盛世”。武功方面主要有: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汉族的基本范围。“文治”方面包括硬实力建设上的设立刺史制度、颁行推恩令、推行盐铁专营、将铸币权上收中央。

软实力提升上包括建立年号、颁布太初历、收藏图书、创立察举制等,但最重要的是抑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三纲五常”、树立“春秋大一统”观。

抑黜百家。最流行的说法是“废黜百家”,其次是“罢黜百家”。前者有“彻底废除”之意,后者这方面的意味相对弱一些,且可以理解为“罢免其(主流思想之一的)地位”,因此被班固所采用。“废黜百家”最早的出处不可考。但更严密的说法应该是“抑黜百家”,董仲舒《对策》中的原话也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的强势祖母窦太后一生信奉黄老之学,汉武帝是在她死后才落实“推明孔氏”之策,他本人也并不完全排斥道学,晚年更是沉迷其间。董仲舒并非这一政策的首倡者,他的主张被汉武帝接受,主要原因是,他的儒学已非先秦时期的“原味”儒学,而是糅合阴阳、道、法各家学说,能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的新儒学。

抑黜百家在行政上的主要表现有:宰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 ,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以此使得“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

突出儒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有两个问题:把儒家主张仅仅当作“术”来处理;展示的是历史过程,是一种近代才出现的说法 [1] ,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班固的 “推明孔氏、表章《六经》” 说法比较准确, [2] 也是汉武帝时期的实际做法,即,通过大力推广孔子及其传人著作(如《论语》、《孟子》),以及据信经过孔子删定的《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等《六经》,来突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突出儒家在行政上的典型表现有:启用好儒术的田蚡为宰相,“并优礼廷揽儒生数百人”。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等。在两汉南北朝影响甚大的察举征辟制,始于汉高祖,但常态化则是在汉武帝时期(每年一次),其所选孝廉多为儒生。但这一制度依然有许多漏洞,其完善是在东汉时期。汉顺帝采纳左雄的建议,增加考试环节,规定年龄限制、严惩推荐失当的地方官员。

确立“三纲五常”。把“三纲五常”确定为中国宗法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精神支柱,是汉武帝得以比肩秦始皇的主要原因。汉武帝这一“文治”措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要超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武功”。而董仲舒则是“三纲五常”的主要贡献者。

“三纲五常”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发挥,并用“三纲”命名之,强调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关系,属于“伦理”范畴。而“三纲”在《大学》中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强调的是个人修改为,属于“道德”范畴。第二,孔子提出了“仁义礼”,孟子增加“智”,董仲舒加上“信”,并用“五常”命名。常者,不变之德行也。“五常”因而成为他主张的安生立世、处理人际关系的五个关键指标,针对的是个人“道德”。第三,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种关系应该用忠孝悌忍善等“五伦”,这种“伦理”符合自然之“道”。董仲舒则结合阴阳五行进一步加以阐述,认为阳在上、阴在下,君、父、兄、夫属于阳,臣、子、弟、妻属于阴,“金木水火土”也可以与前述五种伦理、道德大致对应,主张“贵阳而贱阴”,因此,培育“五常”、践行“五伦”符合自然之道。三纲是五常的浓缩,践行三纲无疑也符合自然之道。

应该指出,董仲舒并没有把“三纲”与“五常”并列,首次将二者并列的是东汉学者马融。而以程氏兄弟与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则进一步将“三纲五常”凸显为天理在人类社会的展开。

树立“春秋大一统”观。包括思想的统一与国家的统一。思想的统一靠“三纲五常”,国家的统一靠什么呢?董仲舒开出的药方是:道家与儒家的结合。《春秋》记录的是小诸侯国鲁国242年的历史,其高度简练却暗含褒贬的风格被称为“春秋笔法”,孔子藉此展示了对大一统的偏好,但把大一统的机理比较清晰第加以展示的是董仲舒,他同样借用了道家思想,认为《春秋》重“元”,而“一元者,大始也” 。且“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他认为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帝国大一统之伟业。

董仲舒的这一套说辞与主张,汉武帝显然爱听。他一生征伐四方,即与此有关。而且,“追求大一统”从此成为影响历代君主与臣民的一大信念,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在查理曼大帝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信念”是一大原因。

而主父偃在大一统观念的操作化方面,则有较大的功劳,如建议汉武帝允许诸侯王分封领地,以缩小诸侯势力;设立内朝,以强化皇帝权力。

总之,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汉帝国结束了先秦时期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局面,确立了儒家在帝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统治思想地位。后世对儒家的进一步发展,很难超过汉代,最大的一次应该是宋明理学的出现。其他朝代对儒学的贡献限于一些枝节上的修修补补。

秦始皇治国片面使用“严刑峻法”,结果秦帝国二世而斩。汉武帝采用“儒法结合为主,兼采其他思想”的方式治国,影响中国历史2000年。儒家今天再次成为中国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源泉之一。

 

美国案例

 

内战结束后,黑奴劳动力得以解放,铁路、机器、电报、电话等新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促成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了许多大企业与大企业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J.P.摩根等,美国工业生产总值1894年跃居世界首位。但美国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却是在二战后。那么,这半个世纪中美国发生了什么?从硬实力的角度,是美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加上二战的“助力”,使得二战后的美国具有了傲视全球的实力。软实力方面,则是“美国精神”的构建与定型,对内塑造文化与政治认同、凝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对外占领国际政治的道义制高点,以吸引其他国家、影响他国国民价值取向、构建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国际制度,其典型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美国从农业为主的国家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是在1890年代,与此高度相关,这十年被视作“美国历史和思想的一道分水岭”。 [3] 此后,有别于“欧洲精神”的“美国精神”得以构建并成型,它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体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人类进化论、美国历史的“边疆假说”、现实主义文学、美式英语、社会法学、社会进步观等众多方面。 [4] 它们与以尊重个人、重视契约、强调政教有别为特征的“清教”传统 [5] 相结合,为社会进步运动奠定了民意基础。

1870-1890年被称为“严重不满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强烈不满。而社会进步运动时期(1890-1920年)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使得社会矛盾大大缓解,美国社会走向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社会革 命。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届政府是社会进步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通过立法和执法限制企业的垄断行为,拆散能量巨大的垄断托拉斯,降低关税以打击垄断行为、促进竞争,开征个人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以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并提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成立劳工部以改善劳工福利和妇女工作条件、促进就业。社会各阶层也参与这个运动:中产阶级致力于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卫生、居住条件;记者、漫画家、作家等通过揭露社会阴暗面来推进社会进步;富豪阶层也意识到财富仅仅被子女享受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应该把财富反哺社会,积极向慈善家转变,在1916年《遗产法》生效后,大批富豪捐助大笔资金,建设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博物馆。通过社会福音运动、社会安居运动、和平运动、圣洁生活和禁酒运动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建立工业化时代的人文社会,改善人权与妇女权利。

外交上,1889年美国召开泛美会议,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加勒比海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太平洋的关岛及菲律宾群岛,接着合并了夏威夷群岛。1903年美国夺取了巴拿马运河区。在远东,1899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战争结束后,美日双方经过谈判于1908年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主要内容是:维持太平洋上的现状作出努力,但美国国务卿罗脱坚持要求在协约的第三款中写明,“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内列强商业之机会均等”)。

根据一战的经验教训,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以“十四点计划”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内容是:(1)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2)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3)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5)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7)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9)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黑山的领土予以恢复;(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问题在于,一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色彩依然浓厚,威尔逊也未能说服国会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 [6] 苏联直到1934年才加入国联,但在1939年又被开除。结果是,国联长期只有英法意日等四个常任理事国,英法两国更成为“国联双巨头”。 “老欧洲”国家缺乏主导国际秩序的新理念,依然按照梅特涅、塔列朗等建立维也纳体系时所信奉的帝国理念、正统原则等老规矩行事,而此时的老欧洲国家已经缺乏主导全球事务的实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效法欧洲获得长足发展,并成功晋级国联常任理事国,显然更不可能提供新理念。因此,国际联盟的全球国际影响力有限,而二战的爆发更标志着国联的过时与失败。但是,二战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孤立主义在美国丧失了主导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而得以让美国置身二战。在二战中美国进一步壮大了实力、拉大了与欧洲大国的实力差距。罗斯福因而得以实施威尔逊的“美国主导建立国际秩序”的主张。

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有抵消苏联影响、主导世界秩序构建的意图,但客观而言,这些内容符合大部分国家的愿望,大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威望,成为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象征,而罗斯福在希特勒占领欧洲建立“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四大自由”,则表明美国有意用更大的概念来来回应——道德秩序。针对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罗斯福主张,“我们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为了让自由国家展开合作,共同生活在一个友好文明的社会中”,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基于对所有国家人权和尊严的尊重,而正义的道德力量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四大自由”迅速成为国家的蓝图,促成美国对外政策转变,其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的边界。杜鲁门构建遏制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是落实“十四点计划”与“四大自由”。两者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其精神实质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理想主义情怀,“一种升华为责任感的强烈人道主义心肠”,同时还有“敌友双方都高度评价的政治技巧”, [7] 其政治运作能力(特别是对议会的运作能力)也强于威尔逊,因此既能提出一些自己的外交主张,也能把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典型如1933年提出“睦邻政策”,以平等、不干预原则对待拉美国家。这是对门罗主义的重大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变化,改善了美国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关系,为美国进而领导全球奠定了外交基础。罗斯福对美国软实力最大的贡献很可能是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这是他反复思考的结晶。在他看来,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和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个口号所代表的理念很快被美国精英阶层所接受,成为他们论证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一大理论依据。这一理念也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为美国领导世界提供了道德依据。“十四点计划”是落实这一理念的先声。二战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在带领美国构建世界新秩序、遏制苏联的过程中,从政治、安全、经济、金融、文化等领域将“四大自由”理念全面操作化。

从上可知,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美国精神”的构建,它对内缩小了了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与成熟。相应地,美国精英阶层也具有了领导世界的素质与能力,并能提出一些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包括一些不同于“旧欧洲”的外交理念。二战的爆发与经历,消解了美国的孤立主义理念与势力,使得美国所主张的外交理念得以实施。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软实力乃建基于国内的社会进步,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官民并信,因而对内可以凝聚民心、形成共识,对外则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并取代“旧欧洲”的外交理念。美国从“经济实力全球第一”到“成为全球领导国”的过程长达半个世纪。

 

中国现状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已经处于坐二望一的地位,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前后成为全球第一,从而恢复到康乾时期的地位。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依然不高,发展经济依然是一大重心,为此,新一届中国政府规划通过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8] 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同时全面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这些属于硬实力。在软实力方面,除了提升在现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还着手构建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如亚投行)。

另一方面,现阶段的中国,也遇到了与美国快速工业化、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时期的许多问题: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官员腐败,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人民生活水平在提升,但民众缺乏安全感,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不满情绪,民众缺乏精神寄托,富裕阶层生活奢侈但精神苦闷,明星吸毒事件频发,如此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只能体现在物质力量的增加上,而缺乏必要的精神支撑,即缺乏一套核心价值观体系,或曰“中国精神”,在对外关系上,即表现为软实力不强。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就直率地说过,“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输出的普世价值观”。现在是中国对此加以回应的时候了。

中国官方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力重振传统文化,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强化传统文化教育。近年的一个举措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地看,其二十四字内容 [9] 糅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问题在于,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去传统”,中国知识阶层身上的传统文化痕迹已经相当微弱,整个知识阶层重新被赋予传统文化印记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时间。而且,短时期内汇总而成的二十四字价值观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何将之操作化?是否体现了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能为民众所体认并体现在行动中否?对外是否具有吸引力与辐射力?

 

 

 

 

从汉代与美国的例子看,一套有效的价值观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也不必奢望在短时期内形成。但是,中国崛起之实现与保持,一大必要条件是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获取镜鉴。诸多称雄一时的帝国各有其珍,如罗马帝国、印加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第一帝国)、萨珊帝国(第二波斯帝国)、萨法维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康熙王朝、乾隆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大英帝国、苏联、美国。限于篇幅、精力与功力,本文仅仅抽取东西方各一个案例进行初步的分析。所获得的研究结论还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其中展示的历史,以及作者本人的体会,对于同仁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一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首先出自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其原文为:“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参见易白沙:《孔子平议》,《新青年》1卷6号(1916年)。

[2] “推明孔氏”与“表章《六经》”是并列关系。汉武帝“表彰”的对象既有《六经》,更有《论语》等孔门著作。

[3] 【美】H.S.康马杰著、南木等译:《美国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前言,第2页。

[4] 何顺果:《美国史通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29-250页。

[5] 钱满素:《美国文明散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5-11页。

[6] 威尔逊长于提出新理念,但弱于构建政治同盟落实这些理念,缺少有能力的知心朋友,晚年能信任的只有自己的妻子等少数人。如果他有罗斯福的国会运作能力,国会很可能通过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如是,则1920年后的世界历史或要改写。

[7] 刘绪贻、李存训著:《美国通史: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8] 习近平在2017年8月17日讲话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三个大的发展战略,参见:《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新闻办网,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487724/1487724.htm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全文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推荐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