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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VS印太再平衡:竞争中的合作(第三部分)

 

四.中美两国的战略存在交集区

 

197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显著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不是在“控制”中国、“制止”或“阻止”中国发展,理由很简单,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的是控制、阻止与制止中国发展的政策,邓小平不会推行主要面向西方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使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很难取得成功。美国官方与民间广泛认为,美国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持鼓励、支持态度,以便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官方与民间也承认,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从一个观念上自我封闭、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坐二望一的崛起中国家。因此,连一些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如阎学通教授)也坦承美国并没有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其实,何止是经济上,科技、投资、教育、文化交流,美国都对中国采取欢迎甚至鼓励的态度。即使是敏感的军事技术,1980年代美国也给予中国以准同盟国的待遇,向中国出口了许多高精尖技术(如24架黑鹰直升机),并与中国合作研制武器。 [1] 1990年以来限制对华军售另有原因,但军事交流并没有中断,一些不那么先进的军事技术的转让依然在进行,这与冷战期成立“巴统”禁止与严格限制西方国家对苏联及其盟友军售的做法明显不同。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对华军事交流也不同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做法,中国参与美国主持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两国互相让对方参观敏感的军事设施,都是明显例证。

美国的印太再平衡战略有扶助亚太国家平衡中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与中国保持接触以引导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内发展”的一面,而且也希望中国在这个体系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与美国希望其亚洲盟国在平衡中国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自己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又要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现实的选择就是更多地借力。这也正是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外交所做的,包括其全球战略调整(军事与安全领域从欧洲与中东收缩但强化在东亚的存在)。

美国也意识到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只是希望这种崛起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内和平实现。但作为霸主,美国也不会幼稚地认为,没有必要为此做适当的防备。为了防止中国以非和平方式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做法是:从第一岛链撤到关岛到达尔文的第二岛链,并努力弥补这一链条的不足,典型如强化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实现了事实上的军事重返菲律宾。

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有:保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不仅仅是英国在欧洲大陆那样充当平衡手),获取经济利益,保持同盟体系等种种目的。但这不属于保卫本土安全那样的核心利益,因此缺乏为此而打大规模战争的意愿。作为需要关注全球的大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入的资金、人力等资源无法与中国抗衡,况且美国本身也需要中国资金的挹注。

就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与国际接轨,都是在让自己适应其他国家。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向外扩展,但是,中国的实力又没有强大到让其他国家做出改变来适应自己。在这样的阶段推行一带一路,遇到一些困难与麻烦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历史上崛起国其他国家向外扩张的时候,通常是用军事力量来确保资本输出的实现,而中国却是在用和平手段实现资本的向外输出,这也增加了实现的困难。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与这个体系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中国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一分子。 [3] 这是中国与苏联的巨大不同。而且,即使到了2049年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之间依然有巨大的差距。 [4] 因此,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而难以另起炉灶中国整体上是一个地区大国,但在某些方面有全球性影响。当然,中国的力量与影响处于上升期。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中国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变成“综合性全球大国”。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推进这一进程。这一战略的重点区域是欧亚大陆,尤其是是欧亚大陆的中东部。无疑,中国也希望在某些功能领域希望发挥全球性影响。

美国曾经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则使得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因而显著提升。当然,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有疑虑,中国需要做的是让其感受到善意、分享到好处、进而愿意置身于中国主导建构的地区与全球机制。这是一大挑战,但中国处于相对主动的位置,有较大可能实现。处理对美关系,则棘手得多。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头号推动者与维护者,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疑虑重重:忧虑丧失在全球与亚太的霸权(或曰领导)地位、疑心中国要将之排挤出东亚政治经济安全体系、担心被盟国拉入与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等等。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一直是历史难题,认为二者必然走向战争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许多人的信条。中美两国能否避开这个陷阱趟出一条新路,尚待验证。

但双方都不希望打仗,并为此采取种种措施。因此,中美两大战略之间并非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而是一种又竞争又共存的关系,简称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5] 这显然是一种竞争关系。为了防止竞争演化为战争,双方又需要进行一些妥协与合作。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印太再平衡战略在一些方面存在交集。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可操作的合作领域。我们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中国周边地区的合作;某些功能领域的全球性合作。一些学者注意到,中美互相需要对方的合作,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 [6] 这一点也被双方领导人所证实,如美国新任国防部长亚什·卡特(Ash Carter)3月的讲话中也强调,中美关系不是零和,而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7] 中国方面,习近平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8] 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建设新的开放与合作的经济发展带,把中国和沿线国家用发展这个主线紧密连接起来,构建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链接的新关系,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推动建设“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是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 [9] 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相当的交集。

经济上,经济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压仓石,这种关系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大可能根本性逆转,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可能进一步增加。经济相互依赖固然会导致国家间的摩擦,但总体上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的是建设性的角色。在针对第三方上,这一点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美国在构建国际机制方面的作用与能力依然无可匹敌。就针对一带一路战略而言,美国不妨建立与推动一些机制的建设,如参加AIIBFTAAP,促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行等机构与AIIB,丝路基金的合作,在一些国家共同开展项目。

中美妥协、竞争与合作的典型的例子是亚投行。很难想象,冷战期的美国会许可自己的同盟国加入苏联牵头成立的国际机制。而现在,美国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友一个接一个成为亚投行的创世会员国,甚至自己也考虑进入,为此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派出财政部长访问北京。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如果坚决反对,这些盟国不大可能加入亚投行。而如果涉及到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反应将迥然不同,比如,如果中国试图与韩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安全与军事方面,在南海地区开展多边军事演习。对于盟国加入亚投行,美国没有并没有全力反对。而如果涉及到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反应将迥然不同,比如在中韩两国尝试建立军事同盟关系的时候,哪怕韩国搞的是“双头同盟”,即在保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国结盟,以重现其历史上的“两端外交”。 [10]

当然,两种战略也存在矛盾乃至冲突。因此,一带一路与亚太再平衡两种战略之间也存在竞争的一面。而且,在军事领域,由于军事同盟的封闭性,还存在对抗性的一面。对于竞争性的一面,双方不妨坦然承认,并为此制定一些游戏规则。由于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对抗有可能导致双边爆发冲突,为此中美双方应给与特别的关注。有美国学者认为,双方实行战略再保证就是一种方式。 [11] 笔者认为,中国更多地承担其国际责任,也是双边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有助于减少双边的互相疑虑。为此,除了现有的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之外,中国可以尝试在阿富汗重建、巴以冲突调解、应对ISIS等方面进行合作。甚至可以考虑在中日美韩之间开展军事对话,中日之间正在讨论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 [12] 适当时候可以把这一机制拓展到包括韩美两国。

 

五.结   

 

依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国际环境,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便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大战略,一带一路将在未来10年引导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并塑造中国的的对外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总体上看,这一战略实施的重点在经济领域,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站、油气管道,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产业部门。政治上有如CICA等尝试,文化上基本没有规划,军事上也没有与美国走向全面对抗的规划。机制的构建是开放性的,并没有把美国排除在外,这与美国力推的TPPTTIP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国家能力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决定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的性质并非遏制中国,而是两面下注战略,包括接触与防范两个方面。这在2009年前主要表现为为接触的一面。此后开始强调防范的一面,并在2013年发展为涵盖南亚的印太再平衡。美国无法为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区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产品、人员等支持,其本国也需要中国的资金,但又不希望丧失(至少是过快地丧失)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与利益,包括经济利益。

因此,中美双方存在合作的空间,经济领域是主要的,安全、政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为此,美国可以考虑参加AIIBCICAFTAAP等机制,但也要允许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有自己的自由空间,构建不包括没有的地区机制。美国还可以鼓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与AIIB、丝路基金、进行更多的合作。

因此,美国的印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之间,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两国的战略目标虽然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也有合作的区间与需要。



[1] 《中美80年代“蜜月时期”:合作研制武器》,环球网,

  http://history.huanqiu.com/relation/2015-03/5941144_3.html,登录时间:201548日。

[2] 郑永年:《“一带一路”战略起步不易》,FT中文网,2015323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172?full=y

[3] 郑永年:《大棋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4] 王毅外长在20156月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 我们的目标是,在建国100周年,也就是2049年时,中国可以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即便到了那时,中美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很大” 。转引自胡祥杰、袁达:《王毅接受美媒专访:停止南海建设工程不是因为受美国压力》,澎湃新闻网,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4869,登录时间:201595日。

[5] David Shambaugh,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US Focus, March 7,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6] 郑永年:《大棋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64页。

[7] 胡若愚:《美防长:中美不是“零和关系”》,新华国际客户端,201547日。

[8] 《习近平:尽早确定“一带一路”时间表》,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7/c70731-25990006.html,登录时间:201549日。

[9] 张蕴岭:《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设计》,《世界知识》2015年第2期,第29页。

[10] 阎学通:《中韩结盟是“时代趋势”》,《南方周末》20141024日。

[11]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 《境外媒体:中日讨论海上危机管理 力避钓岛冲突》,参考消息网,参见: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5/0114/627971.shtml,访问日期:20153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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