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基础是硬实力，实现则端赖软实力，即，形成一套强有力的核心价值观：对内，官方与民间都真心相信，并落实于各自的行为中；对外，有强大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否则，长远看，且别说实现崛起，连国家认同与汉族群的凝聚力都成问题，信乎？但如何重构这个？需要比较长的过程。先通过大量学人的共同致力，最后由大智者定尊。伟大学者们的相关成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铺路石，俺才驽智钝，就争取当一粒铺路沙子吧。结果，这不足2000字的东东，却耗去我好几天，是最耗神的短文。好几天里，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反复斟酌、修改，一些观点被修正，一些文字改了又改。当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深化了。

 

已知有些学人也在从事类似研究，并与我的观点有所不同。这是大好事，也是必要的。欢迎同好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交流。

---

 

中国崛起中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塑造一套官民并信并且落实在具体行动中的价值观体系。这离不开从中外获取历史镜鉴。汉代的中国与20世纪上半页的美国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先谈汉代，下一篇谈美国。

 

汉代的价值观体系成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主要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董仲舒的主张主要是：抑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三纲五常”、树立“春秋大一统”观。

 

抑黜百家。董仲舒的主张并非 “废黜百家”（易白沙）或 “罢黜百家”（班固），而是他自己说的“抑黜百家”，这也符合汉武帝的实际做法。表现为：与秦朝的“抑制诸家、推崇法家”不同，主张“推崇儒家，抑制其他诸家”，即，以儒家经典为主干，适当采纳其他家（主要是道家）思想，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并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使之成为官民都能接受并遵循的价值观体系。行政措施主要有：启用田蚡为相，把“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包括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达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目的。

 

表彰六经。董仲舒的主张并非“独尊儒术”（易白沙），而是他自己说的“推明孔氏”，即彰显孔子一派的思想，除了孔子及其传人的著作外，还推崇据传由孔子改定的《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班固将之概括为“表彰六经”。这从狭义看，并不准确。只能广义地理解为“表彰儒家经典”。汉武帝为此也采用了一系列行政措施，除了重用田蚡，还“优礼廷揽儒生数百人”，并兴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等等。

 

在两汉南北朝影响甚大的察举征辟制，始于汉高祖，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常态化，其所选孝廉多为儒生。而增加考试环节以完善察举制，需待东汉顺帝纳左雄之谏。

 

确立“三纲五常”。董仲舒提出并定义了“三纲”“五常”两个概念。“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清晰化，并用“三纲”命名之，强调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下对上的关系，这属于“伦理”范畴。而“三纲”在《大学》中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强调的是精英尤其是帝王的个人修为，属于“道德”范畴。

 

完整的“五常”出现在“五伦”之后。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种关系应该遵守“忠孝悌忍善”，否则就会乱了人伦，因此这被称为“五伦”。“五伦”主要处理下对上的关系。如何处理“上对下”、“对别人的妻”、“对别国君臣”、“对姻亲”等关系？以及，个人如何才能做到“五伦”？孔子的回答是“仁义礼”，孟子的回答是“仁义礼智”，董仲舒的回答则是“仁义礼智信”，并将之命名为“五常”。常者，不变也。

 

董仲舒引入道家的“阴阳五行”阐述如何定“上下”、为什么会“不变”。自然界“贵阳而贱阴”，所以君、父、兄、夫属于阳且在上，而臣、子、弟、妻属于阴且在下。“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无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分属金木水火土五类且相生相克，是为五行。这些是不变的自然法则。“三纲”、“五常”、“五伦”体现了这些法则即“道”，因此成为不变之“伦常”。

 

树立“春秋大一统”观。董仲舒治学一问《春秋》二问天意，“以道补儒”是基本特点。《春秋》本身记录的是鲁国242年的历史，属于小诸侯国的历史记录，很难说有多强烈的大一统倾向。但仰慕周朝的孔子认为有，并在整理删改的过程中用高度简练却暗含褒贬的笔触（即“春秋笔法”）加以展示。“价值中立”是理想类型，孔子的“述而不作”其实需要打个问号，并且，他没有从逻辑上清晰展示，为什么天下必须走向大一统。董仲舒借用道家思想补上了这一环节。他强调，《春秋》重“元”，而“一元者，大始也” ，且“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此，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他认为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帝国大一统之伟业。汉武帝接受了他的说法，并通过一生的征伐，奠定了汉地的大致范围。“追求大一统”从此成为历代君主与臣民的一大信念。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在查理曼大帝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信念”是一大原因。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汉帝国结束了先秦时期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局面，确立了儒家在帝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统治思想地位。后世对儒家的进一步发展，很难超过汉代，最大的一次发展是宋明理学的出现。其他朝代主要是枝节上对儒学进行修修补补。

 

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宗法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并成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精神支柱。汉武帝这一“文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要超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武功”：秦始皇治国片面使用“严刑峻法”，结果秦帝国二世而斩；汉武帝采用“儒法结合为主，兼采其他思想（如法家）”的方式治国，影响中国历史逾2000年，并延及周边地区。

 

（谢谢上海交大陈拯博士提醒我注意举孝廉） 

 

本文发表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7期（3月23日出版），为“地心力说”专栏文章第四篇。其实是一篇长约稿的一部分。此处为原稿，与发表版稍有出入。